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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障碍 [关键词] 工业 化障碍；资本积累；强政府 [摘 要]近代 中国 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近代工业化的 发展 过程中，其总是遭遇一些制约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地 影响 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是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另一是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 经济 发展的强大的政府。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开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碍必须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则必须创造出来。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障碍”或“先决条件”，都有办法避开或找出替代办法，但存在许多障碍或缺乏各种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重重困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发展。 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中国工业化，从其发动之初就面临着诸多障碍的约束。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当时，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在20世纪交替之际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则远未实现。美国学者费维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不过也有了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但规模有限，大约相当于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 时代 。” 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就在于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约束与阻滞。在诸多障碍中，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两个，现分别论述如下： 1、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使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总是经常遭遇资本瓶颈的制约。 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 规律 ：工业化开始前需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工业化开始后则必须保持资本的持续供给。然而，中国工业化建设，不仅开始前没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且开始后也不能保证资本的持续供给。造成中国工业化建设资本瓶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则有三： 一是有限的 社会 剩余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列强剥夺、侵占，使得中国可能有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本国工业化建设的资本而是成为了诸列强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鸦片战争结束时签定的《南京条约》开西方列强向中国政府直接索要战争赔款之先河，自此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噩梦连连，绵延不绝。概略统计，西方列强索要的主要赔款大致有：《南京条约》英国索赔2100万（银）元；《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各索赔800万两；《马关条约》日本索赔2亿两，另加“赎辽费”3000万两；《辛丑条约》各列强共索赔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亿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银）仅8000余万两，仅庚子赔款，就须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财政收入。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担以凑足款数。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何况还有其他赔款呢？所以，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 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说：“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中国每年偿还外债的数字是4200~4300万两白银。此数几乎占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岁入。” 为了偿还因赔款而造成的外债，清政府除了动员一切社会剩余外，还不得不借附有高额利息等条件的外债，仅1894~1901年的8项借款（汇丰银行、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庚子赔款借款）所付本息银数，在1899年均占岁入额的25.9%，占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约占岁入额的41%，占岁出额的31%。 因而，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战争赔款，中国社会很难有足够的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进而保证工业化发展的资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会剩余向资本积累转化的意识和机制，使得中国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时期出现了社会剩余，也没有向资本积累转化，从而使得中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一个资本积累过程。虽然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观点，进入近代之前的中国已陷入了“锁定”状态，但并不是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就完全不发展了，甚至没有任何社会剩余了，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有人 计算 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18世纪中晚期，清朝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5000万两白银（不包括地方和省级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其中，1000万两用以维持中央政府开支（3/4为军费），大约2500万两用于省级和地方政府开支（3/5用于军费）。中央政府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700~800万两。 应该说，这个剩余额是比较大的，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把它转化为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贴世袭的满族旗军，它们根本就没有要将社会剩余转化为资本的意识。 进入近代以后直至清朝末年，农业生产还是有剩余的，而且，在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剩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工业化最为重要的资本来源。 根据王业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