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对于《论语》意义的阐释.docVIP

马一浮对于《论语》意义的阐释 张涅 ［内容提要］马一浮先生认为全部中国文化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而“六艺”之要在于《论语》一书。其运用“判教”统中有别、别而融通的原则和方法，指出“问仁”、“问政”、“问孝”是《论语》的三大纲目，与诗教、书教、礼乐教的大义相联贯。释读过程中，以陆王心学为本，又兼摄程朱理学和佛学；强调感性认识和修养实践的重要性，而不企求理论体系的构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先生走出了书斋，在江西的泰和、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学生讲学。1939年9月至1941年5月，又在四川乐山的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并担任主讲。马一浮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许为“道高识远”，讲学的旨意又是为民族复兴培养有道德精神的刚大贞固的人才，自然以儒学经典为本。这些讲稿结集而成《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与弟子学人的问答等也编为《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和《濠上杂著》。其中对《论语》尤为推崇，《讲录》的《〈论语〉大义》、《会语》的《〈论语〉首末二章义》等都卓有见识。当前，传统文化的价值又受到重视，《论语》也成为了热门读物，但是怎样领会《论语》及传统文化的精神，学界依在讨论认识中。由此，介述马一浮先生对《论语》思想的阐释，并理解其意义，当尚有必要。 一、以《论语》为“六艺”之要 马一浮先生对《论语》的思想意义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全部人类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而《论语》为“六艺”之要。 在《泰和会语》的“楷定国学名义”一节中，他明确说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这里的“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马一浮先生用“六艺”这一名称，当是强调其并非只是六部经典，而是指示着六个类型的文化学术以及由此涵括的教化意义。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一节中，他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传入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西方学术文化所统摄的真、善、美三种价值，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故而，“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 而《论语》，马一浮先生认为其涵盖了“六艺”的精神。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说：所谓微言大义，并非专以属之《春秋》。“求之《论语》，若不能得旨，并是微言；得其旨者，知为大义。” 而“《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论语〉大义一》）。他还具体阐述道：“《论语》‘为政以德’一章，是书教要义。”（《〈论语〉大义二》）“《论语》中凡言‘不争’者，皆礼教义；凡言‘无怨’者，皆乐教义。”（《〈论语〉大义五》）“‘朝闻夕死’之说，圣人言之特重，此实易教之大义。”（《〈论语〉大义六》）“‘必也正名’一语，实《春秋》之要义。”（《〈论语〉大义九》）。显然，马一浮先生把《论语》放在“六艺”之上，认为《论语》既是研习“六艺”的门径，也是“六艺”精神的集成。这是马一浮先生始终一贯的认识，以至在近20年后，知悉弟子吴伯林在精研《论语》，犹赞许说：“汝得读书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授教二三子，语高而旨深，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指归。” 这种认识，显然由宋儒一脉而来。在汉代，《论语》一般被当作识字后就开始修习的初级读物，地位不如“五经”。他们有时把它等同于诸子著作，在引用《论语》时，即使不是孔子的话，也称“孔子曰”。有时认作为“传”、“记”，如《汉书·扬雄传赞》说：“传莫大于《论语》。”以《论语》为“传”的一种；《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八佾》篇“丧与其易也，宁戚”，谓“《记》曰”。汉代的经书用二尺四寸长的策，但《论衡·正说》篇说：《论语》“以八寸为尺纪之”，“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即制式上也低于“经”的规格。到唐代，科举的明经科考试也以《五经正义》为本，没有很重视《论语》。宋以后，《论语》与《孟子》等的地位得以提升。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朱子曰：“《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马一浮也把《论语》放在至上的地位，《泰和会语》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他强调《孝经》的价值，当是从儒家礼学的核心部分在家庭伦理这一点考虑；而推崇《论语》，无疑是继承了宋儒的认识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