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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 吴艳红 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 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 ）对政治文 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并认为这 种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强调政治 文化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存在，强调文化自然形成以及传承的特点，容易让人们忽视政治文化形成 中主动建设的一面。相应地，在文化以及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政治文化的表现及其在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对政治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政治文化形成中人们作为行为主体的积极 性建设关注不够。下文拟从明代政治文化建设的两个例子出发，描述和讨论明代政治文化中的“建 设”现象，以期学界对政治文化研究的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关注。 一、朝廷祭祀之礼：政治文化建设、权力与合法性 国家礼仪是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元璋开国定制，同时开启了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建 设时期之一。《明史》记载，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1 对于礼仪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太祖了然于胸：“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2 洪武朝设计的国家礼仪涉及范围广，而且几经修改，以求完善。以国家祭祀之礼为例，郊祭天地， 庙祭祖宗，社稷祭土地和谷神。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指定儒士文臣，以《周礼》为参照，对相关 的礼仪进行设计，洪武初年礼成。朱元璋即位之后践行。但是按照《周礼》设计的这些朝廷祭礼并 不得朱元璋之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要求对相关礼仪进行改制，郊祀、庙祭和社稷之礼 均得到修订和完善。比如郊礼在明初是天地分开祭祀，在洪武十年的改制中，天地改成同祭，祭祀 的时间也改在春天举行，而朝廷又新建大祀殿，作为郊礼举行的地点。洪武十年定制后的国家祭祀 之礼成为明朝各代传承实践的礼仪。学者认为洪武初年的郊、庙、社稷之礼，对于《周礼》多有继 承，而洪武十年的改制，则充分体现出朱元璋个人对礼仪的看法，贯彻了朱元璋尚本重质，礼文从简， 3 垂宪后代的朝廷礼仪设计的原则。 显然，在包括祭祀之礼在内的洪武礼制的设计中，朱元璋及其 统治集团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使得明初政治文化的建设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洪武礼仪的设计，一直为后代帝王所维持和实践，直到嘉靖朝对以上礼仪进行重要的改变。 在 著名的大礼议之后，嘉靖皇帝对郊、庙、社稷祭祀之礼，历代帝王庙，孔庙、三皇祭祀之礼等均进 行了改革。以郊祀之礼为例，嘉靖朝改变了洪武十年定制的天地合祀，而仍采取天地分祀，即在南 郊设圜丘祭天，是为天坛；在北郊设方丘祭地，是为地坛。配合这一天地祭祀礼仪的改变，嘉靖朝 4 对郊祀配位进行调整，并依据《周礼》，恢复明堂之制。 《明史》提到嘉靖皇帝“自排廷议，定《大礼》， 5 遂以制作礼乐自任”。 在嘉靖朝以祭祀为主的国家礼仪的改革过程中，嘉靖皇帝充分利用皇帝的权 1张廷玉等：《明史》卷47，《礼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3页。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 3赵克生：《洪武十年前后的祭礼改制初探》，《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 4关于嘉靖朝郊祀改制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参见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0— 117页。 5张廷玉等：《明史》卷196，《张璁传》，第5178页。 45 威，积极主动，使得这一时期确定的国家礼仪深深打上嘉靖皇帝个人的烙印，即这一系列的国家礼 仪的改革，其根本目的都在为嘉靖皇帝重新建立帝系服务，为这位由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获得合法 性服务。与洪武礼仪的设计和修订一样，这是比较典型的政治文化建设的例子。 在帝制时期，因为权力的集中，在最高权力主持或者支持下的政治文化建设，效果最为明显。 这在上述洪武和嘉靖礼仪的建设中均有体现。但特别是从嘉靖礼仪改革的情况看，政治权力仍需要 特定机制的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