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女地位看“自梳女”现象2.doc

从妇女地位看“自梳女”现象 “自梳女”是指通过一定的仪式自行将头发盘起，宣誓永不婚嫁的独身女性，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出现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婚姻向来被视为社会成立的基点，所谓“阴阳合而雨泽降，夫妇合而家道成”，因此“自梳女”作为历史上公开主张独身的特殊女性群体而倍受关注。关于“自梳女”现象的研究，国外和香港等地的学者研究比较早且深入，内地学者则在近十多年跟了上来。前者对“自梳女”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梳女”梳起仪式、生活方式；第二，“自梳女”的起源、存在和兴盛的原因；第三，“自梳女”移民新加坡的原因、在新加坡的生活状况。然而，“自梳女”现象的产生与妇女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一生都处于遭受歧视、欺压的从属地位。从地域来看，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妇女地位更低。作为那个年代的弱势群体，她们试图摆脱这种低下的地位，以至自梳独身，并且一生都在为此而努力。因此，“自梳女”是一出女性自我抗争的悲歌。但学界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够，本文尝试从妇女地位的视角来考察“自梳女”现象的兴起、梳起和择继这两种仪式、与家庭和社会关系、宗教信仰几个方面。 一、“自梳女”现象的兴起 “自梳女”最早出现在何时，现已难确考。有学者认为自梳女的起源可能最早在十九世纪初。陈遹曾、黎思复、邬庆时在《自梳女与不落家》一文中写道： 番禺李氏据任氏所修《县志》谓：“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任志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可见番禺一地，女子不嫁，在清初已成风气。 张杰认为这种“相约不嫁”为后来自梳女行为的早期形态，“无非仪式性不强而矣”。 女子不嫁首先反映了她们不想成为妻子、儿媳。旧时，在珠三角许多城乡都流传着一首儿歌： 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媳妇实艰难。早上起身都话晏(晚)，眼泪唔干人下间(厨房)。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老爷(家公)煮定(或)蒸？老爷话煮，安人(家姑)话蒸，蒸蒸煮煮都唔(不)中意，拍起台头闹(骂)一番。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裙。 这首儿歌正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妻子、儿媳地位的低下及悲惨的命运。该地区的“自梳女”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做人媳妇的种种悲剧。学者高丽、屈宁在采访顺德自梳女黄合葵时，她就有说道：“我不想出嫁，我看到我母亲在家中没有地位，被姑妈们管制，不断地生孩子，而孩子又不断地死去，身心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她们视婚姻为奴役和屈辱，有性交恐惧，并以生育为不洁罪愆。这些共同观念在她们的社群中代代相传，形成一套固定的价值意识”。于是，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和生育的责任，摆脱父权的严厉束缚，“自梳女”宁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相约不嫁。 女子不嫁也就是意味着她们不能在婚姻关系内依靠夫家，因此她们得独立谋生。同光间张心泰曾记：“若婶女不愿嫁，积资自赎开脸佣工者，广俗谓之自梳妹，实为物色尚未有属也。”这为最早明确述及自梳的史料记载，也述及了“自梳女”的一项职业——佣工，俗称妈祖。除去做妈祖，珠三角特有的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模式也为“自梳女”提供了许多谋生机会。在基塘农业生产中，很多活计如采桑、养蚕、养鱼等并不需要比拼体力，正所谓“老弱妇孺均可参加”。道光《南海县志》记载： 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 在基塘农业生产中，女性劳动者似乎更为适合，以至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19世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是自梳风气盛行的高峰期。经济上的独立不仅使“自梳女”无须依附男子而生活，能从家庭的桎梏中走出来，也使得她们可以依靠劳动而提高自身的地位，这为“自梳女”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珠三角地区经历了禁烟运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引发了思想、观念的改变。辛亥革命前后，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的故乡，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潮已经出现在珠三角地区了。鸦片战争后，澳门、香港分别被葡萄牙和英国占领，此后该地深受这两个实行资本主义加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城市的影响。西方开放、自由、尊重女性的价值观念随着传入珠三角地区，某些观念逐渐被接受、效仿。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传开，在某种程度上都促使着当地妇女追求自由和试图改变地位低下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遭遇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珠三角大量缫丝厂倒闭，蚕丝工业彻底崩溃。缫丝厂的倒闭，引起缫丝女工普遍失业。很多“自梳女”从农村涌进广州、佛山等城市，有的甚至移居到东南亚和香港，作“家佣”、“妈姐”以维持生计。但绝大部分失业的“自梳女”选择婚嫁，自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