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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建构 　　杨周 　　一、引论 　　2004年7月至12月，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小组对辽宁、山西、四川、广东、上海、北京六省市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进行调研，并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赔偿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国家赔偿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参与该报告的有关人士认为，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效果虽总体良好，但问题亦不少，修改迫在眉睫。全程参与此次调研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杨小军用三个“少得可怜”形容其震惊：法院受理和处理的国家赔偿的案件少得可怜，当事人提出赔偿的少得可怜，实际获得赔偿的金额也是少得可怜。所有的调查结果都在指向一个问题——国家赔偿法到了必须修改，必须考虑实际情况的地步。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鲁迅先生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这句话放在法律的革新上也是适用的，就像孙志刚的死宣判了收容遣送的终止一样，精神赔偿问题的提出也是对许多令人不满的国家赔偿案件的反思的结果。我们可以想一想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的荒唐的“处女嫖娼案”：被刑讯逼供的麻旦旦所获得的国家赔偿仅仅74.66元，还不够身心疲惫的她去郑州世纪欢乐园游玩一番以求自我慰藉。我们可以想一想“佘祥林杀妻案”：11年牢狱之灾!人生能有几个11年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史延生死缓案”：黑龙江铁路工人史延生因抢劫被判死缓两年，其母等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