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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的正当性确证及其适用 　　汤维建 　　2007年10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作为再审事由之一加以规定(第179条第1款第7项)，这在立法史上是一个创举，不仅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上是首次，而且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立法上也鲜见其例。笔者认为，此一规定无疑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此外，对该制度的适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的制度价值 　　(1)弘扬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方面，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起着优先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程序正义自身也具有独立的意义。那种认为无论由哪一个法院行使管辖权都是一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管辖利益是当事人所享有的重要程序利益，应当获得独立的保障。有保障的管辖利益对于相对性司法也能产生确定化和正当化功能。过去所盛行的管辖虚无主义和实体本位主义的做法与观念是错误的，也过时了。在程序正义的诸再审事由中，管辖错误是最为严重的一种，如果管辖错误这种程序违法都不能纳入再审事由中，其他的程序违法更何以堪;即便勉强规定进去，在执行上也不能同步提升。因此，应当采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法，结合其他的程序性再审事由的规定以及修法宗旨，对“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是否具有妥当性进行评论。 　　(2)体现了通过管辖制度的恰当设定，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者努力。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是管辖制度的科学化建构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克服和缓解依然是有宽阔的作为空间的。这在解决“执行难”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印证和体现，如异地执行、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等等。目前正在讨论的改变级别管辖、异地管辖等问题，也反映了这种思考。有些国家实行的司法联邦制，也体现了这种考虑。当然，目前我国的管辖制度立法还有待于完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3)体现了对当事人诉权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相比日益具有优位性和主导性，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也体现出了宪法化和国际化等特征，当事人诉权保障越来越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对诉讼的公正及时化解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应当体现在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含了管辖制度。管辖制度是否科学合理，一个关键的衡量指标便是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诉权。当然这里的诉权保障是双方的，这就需要在管辖制度的设计中辩证地体现出利益衡量的立法智慧。 　　(4)有助于反溯性地制约和调控审判权的公正行使。目前的管辖权救济制度是由审级内的两项制度构成的，一是管辖权的异议制度，一是上诉制度。前者在原受理案件的法院内部起作用，后者在上一级法院起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具有内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而且级别较低，不足以对管辖权的依法确定产生足够的制约力。管辖制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管辖制度的本体性规范，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公正审判的特定法院;另一方面是管辖权的救济性规范，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制约错误管辖法院的非公正审判行为，从而将管辖错误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低幅度范围内。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便具有这种无形遥控作用。 　　(5)有助于在实践层面解决管辖乱象。与理论上的某些看法迥然有异的是，实践中当事人将管辖法院的利己确定看做几乎是进行诉讼的全部命脉所在，甚至于出现了“打官司就是打管辖”的极端说法。正因如此，实践中当事人采用各种手法规避法定管辖，“挑选”于己有利的管辖法院便成为并非罕见的现象，拆分案件诉讼、扭曲案件性质提出诉讼标的、任意地抬高或降低决定级别管辖的诉讼标的额、将无关的第三人列入被告行列等等，各种能够想到的伎俩纷呈百出，再加上法院也有种种的争抢管辖权的动机，由此导致管辖战场硝烟弥漫，乱象环生，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原因重重，但与诉讼制度对管辖问题的调控力度不够有密切关系。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加以规定，显然有助于遏制管辖紊乱的流弊。 　　二、反对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的几个论点及其辩难 　　应当承认，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在理论界激起千层浪的诸条款中，其中有一个条文是颇有争议的，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主题：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是否具有妥当性?反对的声音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也著文加以驳难和批评，由此也提出了许多关于管辖制度和再审制度的宝贵观点，同时也深化了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这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尚不多见，就此而论，该立法本身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在该民事诉讼修订前，就管辖错误能否作为再审事由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理论界过多的论讨和争鸣，理论研究的准备工作并不算充分，这个问题中的诸多论题尚未充分展开。因此之故，在该立法中难免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难点：一是，该立法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另一是，该立法如果本身具有正当性，那么，它在适用上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