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想象与被叙述的性别.DOCVIP

当代中国论文-民族国家想象与被叙述的性别 　　摘要：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本文通过讨论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式联姻想象、1950-19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三部民族国家想象的经典之作对“新时代女性”的意义设定，阐明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之间的深度关联，换一句话说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 　　关键词：民族国家想象 性别的文化象征 他质性 　　无论韦伯还是哈贝马斯都视之为现代性核心的“主体”概念，首先是指“个人主体”。但现代性方案中的“主体自由”显然还涉及国际关系的领域。尤其是对那些非西方、后发展的现代性国家而言。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性起源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其现代性动力就来自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民族共同体的生存诉求。“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1]（p.194）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主体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是惟一的、绝对的现代主体，它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也构筑了文化/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文化象征符码。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符码，对它的编述、解读，必然与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运作密切相关。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无疑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路径。 　　现代性起源语境中被叙述的性别 　　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起源之初，作为这一话语惟一合法形式的民族主义话语事实上是将妇女想象成是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却又令人头痛的问题。“妇女”与“贫弱”常常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同质”地位。而在“物竟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伦理中，贫弱就是丑陋。“女”常常不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的另一性别，而是成为表征一种急需变革的落后、衰微、丑陋前现代状态的符码。梁启超笔下古老而衰败的中国是“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2](p.11)同年奋翮生（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的《军国民篇》一文中，将中国与域外列强的关系作这样的比方：“若罹癞病之老女，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3] (p..81)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国族主体的女性性别？事实并非如此。晚清知识分子对男/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相对应的权力阶序的象征设定，与他们对国族主体性别认同之间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态。在晚清知识精英的现代认同中，中华文明一直作为男性主体而获得象征意义。例如，19世纪末游历欧洲的王韬在其小说《海底奇境》、《海外壮游》中以“中男西女”的中西联姻的方式来构筑最早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在这些想象中，“美丽甲泰西”的西方女郎争相爱慕中国书生，并携巨资相赠，同时还深慕我中华文明，无不精心演习而后精通中国的琴棋书画。这样的性别象征反映了在“同治中兴”的幻像中，晚清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幻觉——“中国中心”，即中国过去曾是世界中心，将来必将也是。[4](p.241)而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显然继承了这一文化想象的路径，依然以中西联姻来展开对民族国家现代性前途的想象：“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矣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5] (p.4)老迈的中华文明急需充满青春活力的西方文明的滋补才能重新恢复生殖力，从而再一次召唤王韬时代的文化幻觉。也许由于历经甲午的屈辱，这一文化幻觉不如王韬时代那样的理直气壮，但毕竟在“中男西女”的婚姻格局中维持了对国族主体的强势性别认同。 　　何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都不约而同地诉诸“中男西女”的性别象征格局？这其中的文化蕴意是意味深长的。美籍中国史学家李文孙（Joseph Levenson）认为，19 世纪以来向西方所做文化引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产生解决不了心理压力：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大量引借西方的文化成品——现代化才能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引借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诸价值认同——作为自我认同保证之唯一根源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6](p.19)那么，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婚姻结构，无疑为处于中西文明冲突焦虑中的话语主体提供了最具抚慰性的象征资源——通过将“他者”女性化纳入自己的血脉，以保住自己作为价值主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