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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规划与民主的培育 　　【摘要】 　　主要从人文学视角探讨城市规划对公民民主意识的影响，认为城市规划会影响公共空间的设置，影响人群的集聚、人群交流与社会团体的形成，社会团体形成后会导致利益集团权力的竞争，从而有助于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与民主意识，有效的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 　　城市规划；公共空间；社会团；民主意识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发展，这些地区的城市划活动也吸引了更多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团体的参与。与这些城市规划发展的现实相适应，此时的城市规划理论吸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形成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沟通规划理论：沟通规划超越了逻辑和科学构建的经验知识原理，把合理性观念建立在主体之间的共同努力之上，通过交往来寻求目标；它着眼于讨论城市规划达成合意的过程，主张利益者公平参与、通过交流“共同”进行城市规划，这与民主的决策过程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但城市规划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决策过程的类似而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关系么？ 　　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路易斯?芒福德曾在《技术与文明》中讨论技术（钟表）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著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也以批判学的视角警示世人：技术和人的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人们正在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面临着传统被解构、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城市作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改造，其出现也必将类似于时钟，会对人类自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主思想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作为一种基于群体的政治文化类型，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人口集聚的城市规划的影响，那么一座城市的规划是如何影响其市民的民主意识的形成的呢？ 　　民主的本质实乃“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实施的有效保障乃权利的分立与制衡。简单来说城市规划对民主意识的影响的运作方式主要为：城市规划通过影响人口集聚会影响到民主载体――利益团体的形成与发展，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与之的利益诉求竞争形成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来说，可以通过城市空间的有效规划来促使不同利益团体的形成、发展与交流，从而让他们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机构，让形成利益团体的个人在利益争取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培育他们的民主意识。 　　一、中西方城市规划的差异及对民主政治影响 　　在我国，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注重名教观念，相应的依据“三纲五常”形成的严格的等级秩序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规划的主要指导理念。在不同的时期，建造城市的能工巧匠们都在这主要理念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巧施安排，不拘一格的进行规划设计，建造了洛阳、西安、北京、南京等气势宏伟而又等级森严的都城，尤其是唐代以后的都城建设上等级秩序更为明显。虽然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封建等级观念得到明显的削弱，城市的商业功能在城市规划中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但在市区的核心地带上仍然是以高大、宏伟的政府建筑为主，这就在潜意识层面向人们昭示权利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其他所有的行动都应服从于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的权威。目前我国城市建设仍然不自觉的遵循传统的等级秩序。 　　在西方文明三大源头国之一的古希腊，有一种被称为“希波达莫斯式”的实用网格状的城市规划：道路扮演了网格的角色，像经纬线一般以“岛”为最小单位对城市空间进行划分，精确的网格划分严谨的区分了公共空间、宗教空间和民居空间，一般前两者位于城市的中间带与海相通，并被民居空间所包围。虽然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后，对这种城市规划做了相当的更改：除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新设民居空间对传统规则空间的破坏外，也在公共空间加建了新的建筑，如罗马浴室，消解了古希腊城邦公共空间中原有机构的政治公用和意义，但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交流的场所”却极大的增强了公众之间的感情或者政治交流，实际上成为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物质基础：通过在公共领域之内的各种的观点表达与交流，公众可以自发的形成拥有自我保护机制的不稳定的小团体，某些在竞争中不断壮大的小团体，日后实际上就会成为制约专制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力量。然而，仍不可忽略另一种制约世俗专制发展的力量――教会，教会、贵族与公众力量彼此消涨，最终形成了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 　　启蒙运动的发展，打破了神学的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继承了英国洛克的分权理论并进一步发展而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