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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科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薛兆丰* 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教授于1910 年 12 月29 日出生，于2013 年9 月2 日逝世，享年102 岁。科斯教授以其既扎根于真实世界、又深不可测的独 特视角，通过屈指可数的几篇没有数学公式的文章，激起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超过 半个世纪的争论，并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科斯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 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于 1991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科斯的影响 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他的思想不仅被经济学家、而且被法学家、改革家乃 至媒体持久关注，他在两年前还接受了《财经》杂志的采访，在今年初还与王宁教 授合著出版了《变革中国》一书。科斯教授去世，是令人伤感的消息。 科斯出生在伦敦近郊，那里既没有电，也没有电话；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 共汽车。他的膝盖无力，要借助铁架支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SE ）取得商 科 学位，学的是统计、会计、经济和法律。在那里，他聆听过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希克斯（John Hicks ）和哈耶克（F. A. Hayek ）的讲课，也结 识了后来成为法律经济学奠基人的戴瑞德（Aaron Director ），正是后者的大力推 荐，让科斯终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找到了学术归宿。 读本科时，科斯获得了一份到美国游学一年的奖学金。他当时要到美国探究的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要建立企业，而不是在市场进行交易”。年轻的科斯还是一位社 会主义者，在工会朋友的协调下，他在美国走访了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等大企业， 在与大企业的经理的访谈中，他获取了求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本科毕业后，科斯 就在大学里教一些他说自己一窍不通的学科，如“银行与金融”和“公共事业经济学” 等。其间，他根据在美国游学的心得，写成并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 一文。 一晃 19 年，出于对社会主义式的英国的悲观和对美国的喜爱，科斯搬到了美 国，先后在水牛城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其间发表了轰动学术界的论文“联 邦 通信委员会（1959）”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科斯在 1964 年落户芝大法学院 和商学院，时年 54 岁。在芝大，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法律经济学期刊》的主编。 他经常采用主动约稿的方式，促成了大量精彩论文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新制度经 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科斯在1981 年退休，并在 1991 年获得诺奖。当时的法 学院院长自豪地说，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他这个法学院能出诺奖得主了。 * 作者获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法学院合聘研究员、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作者电子信箱：zxue@nsd.pku.edu.cn 。本文原载于2013 年9 月6 日《经济观察报》。本刊获《经济观察报》许可转载并增补了参考文献。 我见过科斯两次，握过手，但没有私交。第一次是2009 年 12 月在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举办的“科斯研讨会”。科斯坐在停在礼堂中间的轮椅上，另外三位诺奖得主 ——贝克（Gary Becker ）、诺斯（Douglass North ）和斯密斯（Vernon Smith ）— —联同其他多位学者轮番上台致贺，最后众人排着长队等候与科斯合影留念，场面 感人。 第二次是 2010 年 7 月的“科斯研讨会”，数十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应科斯的邀 请，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周，科斯到场发言。他摊开黄色的稿纸，把第一句话重复 了五次：“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的发言，而是因为大家的发言。”他接 着解释：“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学者的影 响范围大；二是中国的经济学尚未完全定型，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可能走上更可取 的道路。”我明白，科斯对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现状非常不满，认为那是“黑板经济 学”，而他一直把推广“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希望寄托在中国。 今年七月，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王宁，得知科斯计划在今年十月访问中国五个 礼拜。记得科斯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来得有点迟，他得奖时已经 81 岁，不是到处 旅游的年纪，所以只能婉拒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恐怕是由于科斯太太去年逝 世，让百岁高龄的科斯觉得再无牵挂，可以远渡重洋到中国好好看看了。大师未 能成行，令人十分惋惜；但不管怎样，今天值得讨论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科斯。 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