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docVIP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 一、引言 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相继触发了泰国、印尼、韩国、中国香港及日本的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金融危机降临到亚洲及相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危机与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引发的拉美金融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首先发生在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迅速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染，都面临着短期投机性的国际资本侵袭，都经历着一个稚嫩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卡明斯基（Kamiky）和莱因哈特（Reinhart）的论证表明，1996年后的东亚和1993年前的拉美在资本流动构成上的差别已经消失。 对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传统解释，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把金融危机看作该国经济基础扭曲的结果，比如企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等，都可能引发货币贬值。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受国际资本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当该国开放金融市场时，短期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本国，刺激国内金融市场“泡沫”的繁衍，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则整个泡沫破裂引发危机。针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拉德莱特（Radelet）和萨克斯（Sachs）把东亚金融危机归结到一种不可预见的金融恐慌，它与一国的经济基础强弱无关。麦金农等人则强调，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正确的金融改革次序，在市场开放前培育起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内银行体系，并维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性。事实证明，那些较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性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常常发生危机，而那些缓慢而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则问题少得多，比如我国大陆及台湾省都成功地抵御了危机。卡明斯基和莱因哈特通过对1994年拉美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的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发现，国际资本市场的反复无常与一国脆弱的金融体系相结合，是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Chang等人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韩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次序（特别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未设计好，再加上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和软弱无力，导致通过短期外债融资的私人部门过度投资、乱投资。 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主要有两个：错误的金融自由化次序与脆弱的金融体系。国际资本市场的易变性及短期外资的投机性只是一个诱导因素及强化因素而已。不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体系其实是同一个问题。Singh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及股票市场的相应扩张的确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抑制是有害的，而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也是有害的。由于很少有发展中国家找到一个良好的金融自由化顺序，一种观点便是回归到以前的金融抑制状态。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只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那么适当的金融抑制自动转化成金融约束，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的经验支持主要来自亚洲早些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增长来自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通过适度的价格控制和行业进入控制，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青木昌彦等人把这种看法称为“市场推进论”，在金融市场上，这种观点和金融约束论是等价的。 金融危机导致的普遍看法就是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管制，通过政府的直接介入来获得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需要的，但又必须审慎对待。本文感兴趣的是，这种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否真正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显示，正是政府抑制金融市场导致了以租金形态表现出的金融资源损失，并同时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由于金融约束论坚持新古典的局部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似是而非的结论，不仅把金融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而且还会造成理论本身的混乱。我将分两个部分回答这些疑惑，首先用新古典范式本身来批评金融约束论，在此基础上用中国的经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背后的制度缘由，进而回答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范围。 二、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表面上看似乎得不到东亚经济发展经验的支持，因为在东亚，无论是居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韩国，还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赫尔曼等人据此提出了所谓“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论点是，给定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前提条件，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把实际利率控制在竞争条件以下，但仍是正的。 按照赫尔曼等人的看法，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里的租金不是指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