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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税管理体制研究 　　税收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收收入与税收管理权限的制度。它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处理各级政府在税收管理中相互关系的准则。我国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在对资源税的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即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收收入由国税征收，收入完全属于国家之外，其余各类资源税均由当地税务局征收，税收收入归当地政府。这种分税管理体制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及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过程中，为充分调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加快我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的确立，原有的资源税管理体制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证，并结合国外有关国家的实践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一、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资源税征收目的的转变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资源环境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该条例在对资源税的征收方式上采取的是按销售量征税,按照“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原则,就资源赋税情况、开采条件、资源等级、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差异规定了幅度税额，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例如，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限于几种矿产品和盐，这导致目前未列入征税范围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资源、水资源等的大量浪费和破坏;从量征收，而不是从价征收，税额较低，在资源价格上涨时使生产者利润空间不断扩大，刺激生产者超采滥采，丢弃边角料;开采者交纳的资源税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税率高低与该资源的利用效率无关,与资源的开采环境无关，没有考虑资源回采率、资源开采者是否超采、是否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地质塌陷等，以至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容易造成资源所在地区的重大环境危害。以陕西榆林为例，该市目前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处在开发中，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首先是地面塌陷。仅神华集团采煤形成的塌陷区已达27.7平方公里，近年神府煤田塌陷已诱发多起地震。其次水位下降，部分地区出现用水危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以来，榆林市内大量的地下水被疏干，水资源分布时空发生很大变化。开发前榆林全市拥有大小湖泊869个，现在仅剩79个,湿地大面积萎缩使生物多样性锐减。第三是环境污染。煤矿井下涌水，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土地、河流的严重污染。运煤道路两侧100米范围内土地已不能耕种。煤矸石大量外排，不仅占用大面积土地，而且造成了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第四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仅陕京、陕宁( 夏) 等四条天然气输气管线铺设破坏植被面积就达100 平方公里，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其实际实行的结果是导致企业缺少动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激起资源开采企业和资源使用企业减少资源消耗和改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内在热情;这种制度设计理念不但无法面临资源日益枯竭的危险，更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背道而驰。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 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即可持续发展是在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前提下，追求一种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发展模式。英国古典福利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在发展了其老师马歇尔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庇古税(资源税)理论。他指出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致使私人的最优并非社会最优。因此，纠正外部性的方案便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即“庇古税”( Pigouivain tax)方案，它要求政府按照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或自然资源的危害程度来确定纳税义务;1972年,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对当时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模式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提出了严重警告,使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发展模式问题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问题。此后30多年里人们对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的研究一直在深化。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其实质涉及人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这种关注是基于人类对资源和环境施加的压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提出的。资源在锐减、环境在恶化的问题日渐突出时，自然会引申出两个问题: 一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可供利用; 二是经济增长是否有能力去弥补自然资源的减少和改善环境，以保证未来各代人的福利不会减少。十分明显，研究和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引入时间要素，从而提出资源的代际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