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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 中国农村仍在继续发展，但与80年代的辉煌相比，今天的情形已经不容乐观。纯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下降乃至出现负增长，不仅表明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遇到困难，更影响着国民经济全局的增长。为扭转这种局面，近几年“政策变量”的作用似乎得到加强，但是，政策变量中的“改革内涵”缺乏力度，或者说政策未包涵“政治”，而过多 地集中于对发展的“指导”。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实效果，必须调整政策，而调整政策的前提是认识的转变。 农民收入提高要靠农业的专业化，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必须有广大、统一、自由的市场，必须使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市场。这是被一切成功的农业所证明的规律，中国不会例外。只要有市场在，市场就会在广大的领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目前农村市场发育本身遇到严重障碍，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三大要素市场停止发育，农产品市场甚至有所倒退，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是一路红灯，何以谈市场的推动作用？这是农村发展趋于缓慢的病因所在。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这是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 在一切阻碍农民进入市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农民“小规模兼业农业”的生产方式，而目前支撑这一生产方式的制度是缺乏财产权保障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问题不是出在“家庭”这一组织，而是出在“承包”这一制度选择所包含的内在缺陷。 小规模兼业农业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这种农业自身不可能创造很高的收入。首先，这种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点，廉价劳动力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较高的农业工资。其次，农户兼业以季节性打工为主，农民工难以成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熟练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受到限制。有资料证明，我国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在198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再者，面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国家很难通过财政补贴使他们获得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通常他们会成为向社会提供净收入的纳税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大国，要给农民补贴，让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承担得起。相反，我们还不得不从那里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农村公共建设也还要农民掏腰包。这样一个现实不改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景就相当黯淡。第四，小规模兼业农业尽管可以利用科学技术，但成本相对高昂。 小规模兼业农业使普通农民阶层分散弱小，造成普通农民与乡村权势阶层之间的权利不对称。这是“农民负担”减不下来的根本原因。最近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又开始新一轮农村税费改革，但正如现任安徽省委书记说的那样，关键不在于制度怎么定，而在于怎么执行；如果执行不好，后果更糟。从字面上看，我们现在正要被改掉的税费制度也很不错，但就是没有好效果，难道今后的制度一定有好效果吗？中国的问题常常是“试点”好，“普及”就不好；试点的时候好，试完了就不好。我担心重蹈覆辙。执行不好的原因，便是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内涵的农民与干部们之间的权利不对称am#0am#0;农民太容易承受负担了，农民缺乏物质条件和组织资源捍卫中央政府政策使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在现有农业生产方式下，要农民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和组织资源非常困难。 小规模兼业农业放大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至少增大了中央政府这方面的忧虑，使得粮食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举步维艰。现行粮食流通政策使国家负担沉重，农民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改起来很难。不论批评这一政策的根据如何，小规模兼业农业的生产方式的确是粮食市场波动的促成因素之一。 失去财产权保障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加快我国城市化步伐的阻碍因素。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性，使得农民不可能将土地作为一种财产通过出售来获得进入城市的创业资本。地权不稳定使土地贬值，使土地无以资本化，大大削弱了农民积累资本的能力。进城的农民甚至要通过不停地向家乡政府交纳税费来保留自己的房宅和庭院，否则将彻底一无所有。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80年代推动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但以为这一制度今后还会继续大显身手，是非常幼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于农民由食不果腹转向温饱有余，的确是一剂灵丹妙药，但对于商品农业的发展并非最佳制度选择。承包政策对农业生产所释放的效应早已是强弩之末。以承包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我们好像建立了一种新的家庭经营制度，并大力称颂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家庭经营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土地却不由农民支配。这种权利的不配套，已经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我们当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小规模兼业农业问题，但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地创造条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给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注入财产权内涵，使承包权固定为财产权。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开始的，没有这一步，现代市场经济无从谈起。中国舍此不会找到另一条道路。 近几年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为世人所瞩目，但如果把这项改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