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超额负担变化、原因与对策——基于税收平滑模型的分析.docVIP

我国税收超额负担变化、原因与对策——基于税收平滑模型的分析 　　一、引言 　　税收除了给纳税人带来以税款为计的税收负担，还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影响市场经济内在规范有序地运行，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最优配置，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产生税收的“超额负担”。如何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一直是税收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1920年英国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详细研究了税收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并首次提出税收的“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这一概念。随着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应用，西方对税收超额负担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如19世纪20年代的拉姆齐，30年代的霍特林，40年代的米德，50年代的科利特、黑格、利普西和兰卡斯特，60年代的哈伯格，直到以阿特金森、戴梦德、迪克西特、米尔利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几乎对税收的超额负担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通过优化税制来降低税收超额负担的建议。虽然最优税收理论由于其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难以完全满足，因而这些建议大多难于实现)，但却使人们对于税收超额负担的认识不断加深，这就为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超额负担的研究者们认为，只要是征税，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税收的超额负担。因此对于税收的超额负担，只能是想办法降低，而无法完全消除(除非取消税收)。一般认为，税收的替代效应会影响纳税人的选择，而收人效应不会影响纳税人的选择，但现实中(除人头税外)税收都不会只有收入效应而没有替代效应。所得税主要是收入效应，但在产生收入效应的同时，会引起纳税人在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从而也具有替代效应。一般性商品税在收入效应的同时，只要其征税范围没有遍及所有商品，则仍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拉姆齐在1927年指出，一般性商品税并没有减少超额负担，相反加重了税收超额负担，因为，不同商品的供求弹性不同，相同的税率对不同的产品的供求影响便不同，为了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拉姆齐提出了税率设计的“逆弹性法则”。然而，商品间供求弹性不仅存在差异，而且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因此，“逆弹性法则”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一般性商品税，一般性商品税在实践中有利于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 　　税收超额负担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以所得税为例，所得税会影响要素(劳动、资本等)的收益，造成对经济的扭曲，这种扭曲的大小与要素的供求弹性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弹性大的商品或要素，对其征税要慎重。美国经济学家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二战及其后税收政策对比分析表明，为筹集战争经费，英国政府采取了大幅提高所得税税率的措施，二战后税率又没有及时降低，从而导致税收对经济的扭曲巨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经济增长缓慢。而美国所得税的税率增幅很小，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收入，因此，对经济的超额负担很小，保证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中，各国的经济学家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降低税收超额负担的具体措施。如“宽税基、低税率”的政策、降低边际税率、甚至推行单一税率，这些都意在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促进经济效率。这些政策为80年代后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和长期增长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一批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开始对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税收超额负担的原因，并对其加以控制。这种分析首先是从局部均衡开始的。哈伯格(Harberger，1964)最先提出了标准的超额负担计算公式，该公式表明，税收的超额负担与税率的平方和需求或供给弹性成正比。布朗宁(Browning，1976)从哈伯格公式出发，计算和分析了美国影响劳动供给税收的超额负担。芬德雷和琼斯(Findlayamp;Jones，1982)则分析了澳大利亚所得税、消费税和销售税的边际超额负担。然而，局部均衡模型的局限性也是显然易见的，即它没考虑税收变化对征税商品外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因而对经济的解释能力受到限制。将局部均衡模型扩大到一般均衡模型便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哈伯格(Harberger，1959，1962，1966，1974)开创。贝勒德(Ballard，1985)采用多部门、跨时期复杂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计算了美国所有主要税种的边际超额负担，认为得到1美元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介于17—56美分之间。斯卡利(Scully，1995)估计美国1949—1989年每美元税收收入的净损失平均是2.17美元。在我国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目前尚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我国尚未建立起大规模、多部门、多税种的动态的CGE模型，模型分析所需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不完整，模型理论和技术本身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本文拟避开运用复杂的CGE模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