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实践” 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docVIP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 叶 澜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中，一个教育学研究共同体长期自觉探究的产物。近30年来,该学派以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为己任,通过理论反思、实践探究、方法论更新、学科元研究等四个重要方面的持续深化与交互生成式的研究,经历了孕育、初创、发展、成形至通化五个阶段,在不断推进的、多维多层的回归与突破中,逐渐生成了富有个性的学派存在形态和独特品质，就教育学与教育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学术自觉回归与突破反思创造 自《教育研究》发表《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1]（以下简称“‘生命·实践’学派”）一文以来，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所以称之“又一个十年”，是因2004年前，我们团队为此已共同走过了第一个十年（1994-2004年）。而我，作为学派建设的始倡者与组织者，从意向产生到形态初显的过程，则还可前推十年。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由我开始，后有团队一起共同行走至今的三十年历程漫长而艰难，尽管我们的学派建设还将持续前行，但预定2014年“生命·实践”学派研究三套论著系列的出版；一批“生命·实践”合作校和“新基础教育”基地校的存在；一支在数十年共同研究中不断成长的研究团队和共生体的建成；一条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交互生成的教育学研究道路的走出；都足以表明：这一学派经多年努力，已完成了创建阶段的使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结构与外显存在形态，呈现出有学、有书、有行、有路、有人、有实体的全气候景象。 简要回顾这一明确提出并自觉创建的教育学派渐行、渐建的生成过程，所经历的得与失、突破与不足，是本学派形成自我意识和继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我们向世间作承担学科建设责任的直白公告，也是寻求同道者深入理解、批评者真诚沟通的必要条件。 一、学派产生的社会土壤与时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教育学领域里，不乏就某些问题有不同见解与观点的争鸣，却鲜见以“学派创建”作为学术领域建设目标的提倡者。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与纷争，同一学派源远流长的变化却并非罕见之事，尤其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总是学派最为活跃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迭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更是学人皆知且乐道之史实。 左玉河在《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指出庄子、荀子都曾对当时的学术进行分派、分家，前者分“百家之学”为六派十一家，后者则分为六派十二家；汉武帝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始以儒、墨、道、阴阳、名、法诸家加以概括 [2]。在此基础上，左玉河进而提出：“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人）和地域为维度，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主要标准”[3]。此话道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存在形态。在诸子百家学说分歧产生时期，学术与学派尚未分化，均以“人”分，后也以“诸子姓名为标号”[4]，由此我们也可解释为何中国古代经典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却无作为学科的“教育学”。“中国确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之‘学科’”[5]，古代学术传统中有以“家学”为分的学派，而无“学科”。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和旧学新识的复杂学术转型与教育转型的产物。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正是在此过程中，经直接由国外引进而出现于上世纪中国学科之林。一个多世纪以来，就粗略而言，在学科系统理论研究的意义上，有过因“引进”理论的国别和代表人物，如界内皆知的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等不同的推介流派之别，其大量以教育学著作或师范院校教科书的形式存在；就国内本土研究者在教育领域内关注重点和立论的基点之别，1949年以前就出现过大家和流派，如国内近代教育史著作中普遍提到的蔡元培之国民教育、陶行知之生活教育、黄炎培之职业教育、晏阳初之平民教育和梁漱溟之乡村教育等，他们都以教育救国的抱负，怀着对民众的深情，不仅作理论的论述，而且践行于民国教育的实践，其大量以论文、著作和办学实绩等形式存在；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发端；杨贤江则开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依据阐述教育学理论的先河。他们是近代中国教育学研究领域中的开拓者，不仅为中国教育学的当代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本土思想资源和研究精神，还为教育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学派创建提供了经验与启发。解放后最初的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在各社会学科领域基本上呈“独尊”局面，教育学界则更盛。以政治标准划线，阐述领袖、革命导师的言论和观点，说明当时党的相关方针、政策的合理性，是学界的重要任务。学派几无生长空间，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难以产生。 学术风气的重新活跃，始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之后，禁锢思想的大门被打开，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大转型、大发展的时期。一个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