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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态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 —基于“中等收入陷阱”与“依附论”的思考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egal Regulation under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Thought based o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Dependency Theory 程雪军 摘要：民间金融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其市场定位很是模糊，直到2011年11月中央政府将民间金融认定为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首次明确表明了民间金融的地位。但是在金融体系创新与监管之间，在国家金融与民间金融层面，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层面，都需要法律规制为先导，以金融发展为目标，以金融生态平衡和科学发展为最终目的。同时要注意以全球化为前提，网络化为中介，金融化为关键，核心就是在法律规制的前提下实现金融创新，这样才能实现“中等收入困境”与“依附论”下的突围，最后实现如历史发展规律下的超越，实现真正的富国强民。 关键词：金融生态 法律规制 中等收入陷阱 依附论 作者简介：程雪军（1987-），男，江西景德镇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法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学硕士。 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回顾2011年，浙江温州因为民间金融导致大批商人“跑路”；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因为民间金融而导致房地产“鬼城”；金融界的“老鼠仓”以及证券操纵乱象丛生。分析2010年，2011年的经济数据，我国GDP增速一直在递减，我认为，这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一直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隐示了一直以来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 根据2011年度宏观经济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不断放缓，而CPI增长率在不断升高，这反映实际增长率在不断递减，而这三季度也是这几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最频发的季度。也许这其中有很多的解释，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房地产的泡沫、经营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的消逝、自然灾害的贫乏、欧美债务危机等。但我认为，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低估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我从金融生态视角下基于“中等收入陷阱”与“依附论”的思考来阐释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则可能会导致乱象丛生，经济放缓，阻碍社会进步。 隐于我国市场经济内的“经济怪圈”与“博弈困境”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3000-10000美元）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10000美元）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从世界银行的标准以及人民论坛杂志的征求意见来看，我国国家已经开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难以逃脱这种陷阱，典型如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还有东南亚等国家，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世界上也有成功逃离这种陷阱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但是从世界整体绝大多数而言，还是难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那么究竟处于何种原因导致这种似乎难以去除的厄运频发呢？ 在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了一种“依附论”的理论，又称“外围——中心论”，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