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管理探讨.docVIP

公司治理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管理探讨 　　公司治理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管理探讨 　　何大安 　　摘要:历史上很多国家的集权政治或分权政治的规则及其执行手段,通常是与特定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这种关联也出现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之中。经济学关于制度安排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给人们研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某些交融现象提供了分析范式;另一方面,也给人们从道德、伦理、习俗、惯例等来解说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互动提供了分析路径。公司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规定,这些规定的不同程度的交叉会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定内涵;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融合来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宽泛的层面上理解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公司治理的特定格局,而对这些特定的内涵、规定和格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对我国公司治理的认识,从而产生一些新的理论认知。 　　关键词:公司治理;政治和文化;制度安排;契约 　　一、引言 　　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拓展至现代经济理论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企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融层面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注:这一理论见解是基于决定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的制度安排会引致公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公司的制度安排和契约联结,既可以看成是经济性的制度安排和契约联结,也可以看成是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性的制度安排和契约联结,并且这些制度安排和契约联结时常有文化性制度安排穿插其间。诺斯(1990)、哈耶克(1973)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认为制度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融合[1]。笔者在本文中将公司治理中的制度安排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启迪于诺斯、哈耶克的思想。)。如果公司制度安排存在着本文将要说明的政治层面,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体制因素决定的公司所有权性质及其与上层建筑的关联,一是由所有权规定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架构、运作及其制度设定。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来看问题,如果将公司章程看成是公司的经营决策之法,将股东大会理解为公司的立法机构,将董事会和总经理麾下的产销、研发等机构理解为公司的行政执行机构,将监事会理解为公司的司法机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制衡所反映的权责利关系理解为公司内部制衡的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三权分立”。当然,这样的理解有着把政治关系扩大化之嫌,但它可以扩大人们对公司治理之理解的视域,从而在较深层次上来认识公司治理结构。 　　人们淡化公司治理中存在政治性制度安排的原因,通常在于有着将公司单纯看成是同市场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根植于经济功利的思想观念在新古典理论的偏好、效用等范式的逻辑导引下容易将人们对公司的理解圈定于“理性经济人”范畴。论证或描述公司治理中存在政治性制度安排的困难,一般发生在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所蕴涵的政治性制度安排的幽微曲折以及由此决定的公司治理的某些超经济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发生在政治方面,而且会发生于文化领域。或许因为如此,现有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的经济性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等方面,而公司内部隐性存在的政治和文化性制度安排有可能引致的问题却没有被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围(注:隐性制度是一个同非正式制度存在关联但又有着区别的概念(何大安,2008)[2]。考察公司治理结构,这种隐性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对公司“三会四权”的内部制衡和资本市场约束的契约联结等网络构成来揭示。当我们把公司治理中客观存在的政治和文化等作用机制看成是具有隐性制度安排的特征时,或许能在理论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宽对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其实,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纯粹以经济性制度安排是难以全面解说的,它必须联系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才能予以深刻的描述。 　　公司内部的政治关系(暂不论这一说法妥当与否),不同于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政治关系;公司内部的组织机构,与其说是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之科层组织的缩影,倒不如说是经济的微观科层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适应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管理的具体化。关于公司的文化关系,学术界曾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其研究的侧重点是如何建立起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精神或符合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的特定的企业文化体系,但由于这些研究局限于管理范围,其未能将文化因素放置于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统一框架来考察。事实上,文化因素与政治因素具有扩展性和深透性,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通常表现在政府基本政策、法律和社会游戏规则等发挥影响的制度环境之中。我们能不能基于这样的分析脉络来研究公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呢?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关注过制度环境,不过,笼统地以制度环境来解说公司治理结构,并不能说明公司政治和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力,公司治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系统关联的一般画面,必须通过对公司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