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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讼的视角谈对中小股东保护 　　从原野、琼民源、红光、大庆联谊、渤海集团、PT郑百文、中科系、ST猴王到亿安科技、托普软件、银广厦、莲花味精、科龙、中航油(新加坡)等等事例，我们看到中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丑闻频发，中介机构前仆后继、肆无忌惮充当帮凶侵害股民的利益，二者借中国证券市场管理的漏洞、司法的滞后、诚信的缺位，无视中小股东权利，将中小股东套死、套牢，中国的中小股民逐渐对市场丧失信心、进而不敢投资，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自2005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层为了恢复股市“本色”，重铸股民信心，大兴公司治理，不惜关闭IPO，大力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在制度建设上也做了积极尝试和努力，以消除中国股市不完善的系统风险。然而，这并未涉及根本性问题——治恶机制的建立。于是证监会开始鼓励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中小股东联合起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机制，提出损害赔偿诉讼，将违法的相关责任人员送上法庭。新《公司法》、《证券法》也大大张扬了公司的可诉性，并新增加了15种之多股东可以提起诉讼的情形。但是看到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司法介入太慢，对违法行为不能予以严惩，违规成本太低，法律权威尽失，加之股东在诉讼中的失利，严重摧毁了中小股东的信心，股民对诉讼的认识有如电影台词一般——“我将心事付明月，为何明月照沟渠”。 　　《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规定的惩罚威胁为什么不能有效阻吓市场的违规者?法律的灵魂在于权益的保障，而股东诉权则是法律的牙齿。当我们反问自己有多少人为自己的欺诈行为坐牢，又有多少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时，我们看到的是被拔了牙的中小股东以及他们悄然离去的身影。 　　如果不算上对公司良心的要求，对中小股民的保护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加强法院的司法救济，鼓励和保护中小股东追讨个人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管理层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并通过市场方式促进公司强化公司治理，从根本上打击公司因融资目的而造假。笔者真心希望看到中国的中小股东能放开手脚、放心的投资，更希望看到已经被套死、套牢的中小股民能尽快脱套。从中小股东的保护来看，关键是司法救济问题，在股东和公司高管及其它市场主体发生利益对抗的时候，就需要法官居间裁判，这也是WTO所确立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如果没有诉讼的最后决断，中小股东的保护就如同无源之水。因此，本文也就中小股东的诉讼着手，谈谈应如何给中国的中小股民补上“牙齿”，让他们能向公司治理和证券市场中违法行为进行“报复”。 　　一、现行法律下中小股东的诉讼类型 　　“股东诉讼”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公司股东身份主动提起的针对公司利益或其作为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的诉讼。它不同于通常所讲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它的外延比“股东代表诉讼”更为宽泛，它不仅包括股东代表诉讼，而且包括股东因自身股东权益直接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股东诉讼模式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常见的有依据法律所保护的权益与股东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分类的直接诉讼和衍生诉讼，也有依据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分类的股东或公司违约之诉、股东或公司侵权之诉等。笔者参考部分学者的观点，围绕涉及中小股东的现行法律法规，依诉讼中被告的身份，对股东诉讼进行分类： 　　(一)被告为公司的诉讼。这是比较常见的诉讼类型。 　　以条文来看，主要集中体现在《公司法》第22条、第34条、第75条。第22条主要是针对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撤销或无效而设计。第34条主要是针对股东知情权而设计。第75条主要针对公司股权收购而设计，这里也可能涉及到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在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产生的诉讼种类也是相当丰富，如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股东大会决议变更或者撤销之诉、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董事会决议变更或者撤销之诉、监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监事会决议变更或者撤销之诉、行使知情权之诉、股东要求公司给付已宣布股利之诉、受压榨股东请求法院责令公司分配股利之诉、股东请求公司给付应分配的剩余资产之诉、请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之诉、章程或者章程条款无效确认之诉、公司合并、分立停止请求之诉或无效确认之诉等等。当然此类诉讼类型也可全部划归直接诉讼。 　　(二)被告为董事、监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诉讼。 　　此类诉讼主要是针对公司董事、监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诚信义务和善管义务而提起的，在《公司法》中体现在152条、153条，以及《证券法》47条。《公司法》第152条和《证券法》第47条属于股东代位诉讼或代表诉讼的范畴。第153条是针对股东因公司董事、监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直接侵害其股东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另外，《公司法》第21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