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docxVIP

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 提要：多年来，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谈论甚多，而对促动这一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即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却始终着墨很少。转型社会学企图面对这一体制奇迹及其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为此，必须努力寻求工具实证主义以外的社会学研究手段，以便有能力面对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排。奠基于行动社会学之上的社会学干预或许就是有效方法之一。不过，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这一源出于法国图海纳学派的方法，必须在原则和技术上都有所改进。嫁接解放社会学的诸原则，形成强、弱两种干预手段，可能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结合对农民工和都市运动两种现象进行社会学干预式的研究，试图阐释强干预与弱干预的不同方式和操作特点。　　关键词：转型社会学；社会学干预；强干预；弱干预　　一、转型社会、转型问题与转型社会学　　（一）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人所共知。近30年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解决了以往在指令经济体制（command economy system）下难以解决的众多经济难题，使得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能力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升。在这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就从科尔内（J .Kornai）笔下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将此种经济增长称为经济奇迹并不过分。不过，对于导致这个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迄今为止却未必为人所深切觉察：近30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境遇：高度总体性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由此出发，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整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似乎都在经受挑战。　　（二）社会的生产作为独特的转型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存共生，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东欧、中欧和俄国等其他转型社会的某些独具特点。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奇迹带来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社会后果：其中人们原本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社会平权、公民社会等等，并没有自动实现，相反，它们却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中国的转型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生发出来的却是最古典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社会的问题：作为自组织的社会联系，社会究竟能否产生？如果能够产生，又会从何而来？　　社会的生产构成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转型问题.虽说面对这个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教科书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这并非意味着就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理论线索。实际上，按照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理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波兰尼（K.Polanyi ）意义上与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2regulated market ）相对立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以及葛兰西（A.Gramsci ）意义上与国家相对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转自Burawoy ，2003）.所以，我们所面对的转型问题可以被具体化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开放的经济+连续性政体的条件下，这种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究竟如何被生产出来？①「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生产，与图海纳（A.Touraine ）等人提出的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of Society）（Touraine et al .，1973），具有不同的意义。图海纳等所谓社会的生产，面对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在历经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等众多劫难之后，究竟是如何维持和再生产出来的。而作为转型问题的社会的生产，是指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制在受到长期压抑后，在仍然欠缺某些基本前提的条件下，是否能够被再生产出来？」　　（三）转型社会与转型社会学的使命　　时至今日，未必有人再来质疑转型社会的提法了，虽说就在几年之前，还有人对这个提法抱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如何探讨转型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却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达到高度自觉、形成集体共识的事业。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历了长达差不多30年的冷冻期之后，它是在美国社会学的帮助下逐渐复苏的。美国社会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一代社会学家，使得他们能够着手从事最基本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工作。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由此而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之中。这一悖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问题意识的生产而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学本来应当具有把握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培育生产宏大话语的能力，但却因遭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