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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权与受教育权 一. 教育权概述 关于教育权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教育权是指对受教育者享有的施加教育的权利，这个权利的主体是教育者，包括国家、学校、教师和家长等。广义的理解则不限于在教育者的教育权方面，而且包括受教育者的权利或教育请求权。 根据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人性质的不同，教育权一般可分为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教育权的性质因主体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施教的主体为政府（国家的代表）的教育权属于公权利（力），适用公法；施教的主体为社会（包括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教育权属于私权利，适用民法；施教的主体为家庭成员的家庭教育权也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但一般法律介入家庭教育权利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时候，家庭教育权是一种伦理上的权利，而非法律权利。 案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为“孟母堂”的教育机构在上海松江开设。在该教育机构中，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伽、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试为“现代私塾”。 目前，围绕“孟母堂”事件形成的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孟母堂”违反了我国的教育法律制度，这种观点以上海市教委为代表，并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上海市教委发言人指出，“孟母堂”分别违反了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违反了教育收费的有关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主要以“孟母堂”的学生家长为代表，认为“‘孟母堂’不是办学，只是现代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既然不是办学，也就无所谓违规和违法。显然‘孟母堂’这种形式，不适合于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有关规定来框定它。” 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义务教育法的“义务”首先是指国家义务，至于儿童则是享受这种义务的权利。现在的问题，不是家长没有送孩子入学，而是入什么学。不入公学，是家长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也无权干涉。家长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学校，而去“孟母堂”求学，政府理应尊重。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二. 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受教育权是个人对其所在社会特别是国家提出的要求。受教育权首次在国际法中直接具体的表述是在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宣称：“本公约缔约过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A. 受教育权的主体是公民； B. 受教育权的根本属性是学习权（包括考试权）； C. 受教育权的义务相对人是国家。 有的学校停课让学生卖彩票，或擅自让小学生停课去厂里参加庆祝活动，这些都是打乱教学计划、扰乱教学秩序的行为，侵犯了学生上课学习的权利。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时，却被学校告知因没有交清学费不能补考。 看录像，齐玉苓案，类似下面案例罗彩霞和王佳俊，最高法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注释[2001]25号司法解释被废止。2008年12月24日起被废止。理由：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 考试案例1： 罗彩霞和王佳俊均为2004年邵东一中298班应届文科毕业生，两人同时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分别为514分和335分。王佳俊在父亲王峥嵘操作下冒用罗彩霞的身份信息和高考分数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并取得了学位证书，获得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广州工作。2005年，罗彩霞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3月，罗彩霞在办理网上银行业务、教师资格证时，发现自己的身份被王佳俊盗用，于是于3月18日报案。 经查，这是一起由王佳俊父亲王峥嵘策划、利用个人关系违规获取高考相关信息、伪造高考纸质档案和户口迁移证的冒名造假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王峥嵘为了让儿女王佳俊就读本科学校，于2004年9月初到邵东一中找到王佳俊班主任老师张文迪，获得了罗彩霞高考成绩等相关信息，又通过同学关系使王佳俊被贵州师范大学降低20分定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