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上皮内瘤变进展.pptVIP

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s，CIN) 是一组与宫颈浸润癌密切相关的癌前期病变的统称包括宫颈不典型增生和宫颈原位癌，反映了宫颈癌发生中连续发展的过程，即由宫颈不典型增生(轻→中→重)→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润癌的一系列病理变化。 CIN分级 (1)轻度不典型增生(或称CINⅠ级)：细胞异型性轻，异常增生的细胞仅限于上皮层的下1/3，中、表层细胞正常。 (2)中度不典型增生(或称CINⅡ级)：细胞异型性明显，异常增生的细胞限于上皮层的下2/3，未累及表层。 (3)重度不典型增生及原位癌(或称CINⅢ级)：细胞异型性显著，异常增生的细胞占据上皮内2/3以上或达全层。 1.高危因素的进展 HPV与CIN Nicole采用GP5+/6+PCR酶免疫测定法检测2 154例HPV阳性妇女CIN中高危HPV分布情况，发现随着CIN级别的增高，HPV16和HPV33阳性感染的风险性也越大，由此可见HPV感染不仅具有基因型别特异性，还与CIN级别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此外HPV病毒负荷也可增加患CIN 和宫颈癌的风险度。Nicolas[9]采用定量、低严紧度PCR方法测定CIN中病毒负荷的研究显示在调整了年龄和HPV因素后，病毒负荷仍与CIN的发生密切相关。 性行为、生殖状况与CIN 当初次性交年龄＜16岁时，下生殖道发育尚未成熟，对致癌因素的刺激较敏感，一旦感染某些细菌或病毒后，又在多个性伴侣的刺激下极易发展而出现癌变。 分娩造成的宫颈损伤，妊娠时内分泌及营养作用也可导致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机会增加，从而增加宫颈癌发病风险。 吸烟与CIN Nunez等[16]研究表明吸烟的量和年限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当每日吸烟≥20支，吸烟年限≥5年时，CIN及宫颈浸润癌发生的风险度明显增加（P=0.02）。在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吸烟妇女所占比例较少，大多数为被动吸烟。 在Sun-Kuie等[17]研究中排除了年龄、初次性交年龄、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妇女自身吸烟等因素后，配偶的吸烟量与妇女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的发病风险成正比，说明被动吸烟同样可以增加CIN及宫颈癌的危险性。 此外由于致癌性烟草代谢物需通过机体代谢活化后才能够起致癌作用，因此代谢中的遗传差异也可决定吸烟个体对宫颈癌的易感性。 口服避孕药与CIN 目前对口服避孕药使用的研究很多，但报道结果并不一致。 Smith对1986~2002年发表的有关口服避孕药使用的研究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OC使用＜5年者总风险度为1.1；OC使用5~9年者总风险度为1.6；长期使用OC者（＞10年）总风险度为2.2，并且指出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者即使停药后宫颈癌的危险性虽有所下降，但并不能消除其增加的风险。 在Phillip等对激素类避孕药使用的研究中却发现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并不增加CINⅢ形成的风险，只有注射激素类避孕者才可增加CINⅢ的风险度。 卫生状况与CIN 在排除了早婚、多产等因素影响后，卫生状况与宫颈癌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不良卫生状况是诱发宫颈癌的最强风险因素。由于缺乏相应的卫生知识和卫生条件，共用舆洗器具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又存在着不良的性卫生习惯，增加HPV感染的风险，最终导致CIN及宫颈癌的发病危险度上升。 在Silvia的研究中对照组妇女无室内卫生间者HPV感染风险是有室内卫生间者的4.8倍，缺乏流水HPV感染风险度为2.0，性生活后很少清洗生殖器官者风险度是常清洗者的4.5倍。 另外一项中国农村的研究表明家庭接生分娩次数＞3次的妇女CIN及宫颈癌的风险度是家庭接生分娩次数为0者的4.01倍，在调整了年龄和HPV因素后，这种相关性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社会经济状况与CIN 目前有关宫颈癌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营养、卫生服务资源等。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是CIN及宫颈癌的重要风险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许多妇女健康预防意识差，很少主动参加宫颈筛查和妇科检查，此外经济收入低、早婚、多产现象更容易出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中。 营养状况同样也在CIN及宫颈癌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机体的叶酸水平降低可增加CIN及宫颈癌的危险性。这可能是因为叶酸缺乏可干扰DN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