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康桥》为例.docVIP

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康桥》为例 孙绍振 　 二十世纪一波又一波地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文艺的和文化的理论，成就绝对不可低估，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少有相当水平的理论家，用西方的理论成功地分析中国的经典文本。特别是单个经典文本的分析，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西方的理论的可信度没有得到论证，其必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就很难被真正发现，因而我们的理论也就很难有超越西方的突破；二是，这就造成了理论突飞猛进，而文本分析水准则十分落伍的状态，理论除了为理论而理论的价值以外，更重要的是不是取决于阐释文本，特别是微观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受关注的，只是，五十年代苏联式的理论本身的狭隘性使得举国的努力，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到了八十年代，新一轮的西方文论的引进，声势浩大。由于流派更迭过速，宏观上尚且未能达于自洽，微观阐释和分析，始终是极薄弱的环节。以至于前卫的理论日新月异，尖兵已经到达西方文论的前哨，而文本分析，却停滞不前，就连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审美价值论、文艺心理学的层次都未曾到达，何况九十年代的话语学说。在大学讲堂既然如此，在中学语文课堂上，陈旧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仍然占有优势，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因为，任何西方文论，要和中国的经典文本经过磨合，才能生根开花。这个磨合，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很“繁琐”的，几乎每一个经典文本都有一个不轻松的过程。其次，有出息的评论家，应该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出一系列的具体的、甚至可操作的方法来，构成一种新的学科，也许可以叫做“文本解读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作”的“欣赏”目前还处在一种相当幼稚的阶段。这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课题，是一个需要一代以上的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 　　前几年《再别康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这给中学语文教育界，出了一个难题，流行的机械反映论和狭隘的社会功利论在这个文本中遭遇到难以逾越的挑战。网站上纷纷讨论如何分析这首现代新诗史的名作。扰嚷一番之后，居然是这样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还是让学生在朗诵中去体悟诗中的情致罢。这说明，目前一些大而化之的所谓赏析文章，并不具有可信性，甚至连可讲性都很缺乏。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名作欣赏》二〇〇三年第十期上一起发了三篇关于《再别康桥》的评论文章，每一篇都在力求从机械反映论和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中突破，力求从诗人心理方面寻求有效阐释。但是，在我看来，许多方面，尤其是方法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本细读之所以水平不高，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念和狭隘功利论的局限以外，就是方法论上落伍和不自觉，口头上大家都在喊：具体分析，可是一到具体文本，却还是印象和感想泛滥。所谓分析本来就是针对原本统一的对象，揭出其与外部的矛盾和差异，而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习惯于寻求形象和表现对象之间的统一性，而《名作欣赏》上的文章，也没有多大差异。任何统一只能是现象，而且还可能是表层现象，而深刻的奥秘，则肯定在统一性之下的深层。如果满足于统一性，就只能在表现上滑行，就等于放弃了分析。而要进入作品深层，加以分析，就要从天衣无缝的作品中，找出差异，揭示出矛盾，从而提出问题来。提不出问题，就不能摆脱被动的解释。没有矛盾，就不能提出问题，也就不能摆脱被动。被动则无话可说，而文章又非写不可，就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就是把肤浅的赞叹当成分析。这在所谓“诗歌赏析”中，尤为严重。大量所谓赏析文章，有效的分析非常稀缺，无效信息被空洞的赞叹华丽词藻的渲染所掩盖。这种赏析其实是把经典的诗歌翻译成散文再加上任意性的拔高。在分析《再别康桥》时这样说：“这首诗一开始以自我形象入诗，以挥手与康桥作别起笔，直接道出对康桥的款款情意。”这里，所有的信息都是原作中显而易见的，读者一望而知，这样的分析以信息的重复为特点。接下去：“‘轻轻的我走了’（ 不是我轻轻的走了） ”，括弧中的一句倒是没有重复，可惜的是没有阐释，因而也就失去了价值。而下面的重复性的信息又在继续：“极具情境的再现性，接下去又用两个‘轻轻的’的重复，描摹无语作别的情境。”这里的“情境的再现性”倒是没有重复，但是，又是没有任何阐释，结果又成了独断，而且是空洞的独断。什么叫做情境的“再现性”? 在一首诗中，情境是全部得以“再现”，还是仅仅将其中最有特殊性的一种感情“再现”（ 表现？ ） 出来？ 退一步说，就是把情境都“再现”出来了，是不是就会动人？ 会不会杂乱无章？ 在这里，作者如果真有见解，真懂诗，至少应该“分析”一下，这种情境的再现和浪漫的抒情，有没有矛盾？ 如果有矛盾，徐志摩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使二者达到和谐的？如果真要使论点有说服力，对读者理解和感情有启发，还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如果有人说，这根本不是“情境的再现”，而是一种直接的抒情，如何回答？文章接下来又是一番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