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调解实现法律效益的思考.docVIP

诉讼调解实现法律效益的思考 　　一、诉讼调解的现状与法律效益的实现 　　在以“兼顾公平与效率，效率优先”为主导价值追求的司法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也日益突出：裁判率提高了而调解率降低了;审判效率提高了而审判质量下降、审判效果弱化了。这些矛盾和冲突在社会层面上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理解和信任。因此，诉讼调解重新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关于民事诉讼调解的价值、功能和地位的研究逢勃兴起。在对民事诉讼调解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从现代司法理念的高度，就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提出了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设计。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得到来自高层的肯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民事调解书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签字生效的规定，虽然还留有余地，已是个足可乐观的进步。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制度的合理建构是其有效运行并保持良性态势的前提和基础。但好的制度并不必然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它需要合乎制度价值要求的主体，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空中楼阁。 　　一方面，强调程序正当，诉讼效率的判决形式一个时期以来成为法院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利益主体多元化、权利意识增强，社会经济过程中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且各种矛盾利益又容易交织在法院，法院成为旋涡中心。同时，很多诉讼当事人抑或多数公民的文化素质、权利意识、诉讼理念因长期的儒家亲情、人情文化主义的熏陶尚无法与现代司法文明理念有效融合，往往无论自己的主张是否合乎法律规定、是否合理，只要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保护”就滥用诉讼权或上诉权，造成法院案件急剧增加，审判资源空前紧张，一味的用体现效率的判决方式解决纠纷有时反而加剧、激化社会矛盾，诸如土地征用、拆迁、改制、环保、金融、资本、证券活动等引发的新型民商事纠纷，反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矛盾深度化、纠纷易转化等趋势。宝贵的社会资源却没有换得人民的满意，法律效益没有得到实现。法院投入大量的司法人力、物力、精力去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有时反而浪费了。因而，根据诉讼实效结果，面对大量涌现的社会新矛盾，我们需要适时调整完善法律实施的具体形式，重新审视当前的机制与做法，深入思考，创新审判方式。 　　二、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 　　笔者认为目前不仅要在技术上创新，更应当在调整诉讼调解的理念、原则，尊重诉讼调解的内在规律，改革诉讼调解机制、程序，构思诉讼调解新格局，融入社会大调解，才能真正发挥调解效能，实现最大化的法律效益，切实做到司法为民。 　　首先，要正确认识诉讼调解的性质，调解就是争议双方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友好的解决纠纷，并自愿接受所达成的协议的约束。诉讼调解则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司法权行使的一种形式，是司法人性化的表现，是审判活动的一种具体体现，它与裁判活动同为民事审判权行使的方式，两者在功能上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改变过去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调解原则，强化当事人自愿、当事人参与原则，弱化双方的对抗性，争议双方在诉讼中友好的自愿的调和矛盾，解决纠纷，法院就没有必要再耗费人力物力去区分他们的是非曲折，同时采用灵活的调解方式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他们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也是他们最满意的结果，也是最能实现他们利益的结果，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 　　其次，诉讼调解理念的改变，在具体法律实施中，对诉讼调解机制上就需要我们加以改革，重新架构调解和裁判的关系，充分发挥灵活、高效优势，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法律效益。笔者认为，在构筑正当诉讼调解程序，其运作模式应和审判程序有所不同，强调的是当事人的自我参与，自我调节，淡化法官在调解中的裁判色彩，注重的是法官对案件所涉法律的解释功能，注重程序的正当、简易、可操作性，注重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实现较小的资源换取最大的法律效益，赢得老百姓的满意。同时，司法活动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其法律效益的产出——“公正与为民”要求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诉讼调解工作，它应融入社会大调解机制当中，充分利用社会非司法调解资源，提高诉讼调解效率，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三、关于诉讼调解和大调解机制相衔接的几点构想 　　一是实行立案前调解。凡未经大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的一般民事纠纷，或双方当事人在同一社区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等案件，当事人到法院立案诉讼的，立案庭应主动宣传大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告知或建议当事人先经大调解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接受建议的，法院接待人员应与大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将此案件移送大调解委员会，暂缓立案。或者在查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