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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角度透视恶意避税案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税收事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虽然我国税制不断完善和反避税力度日益加强，但恶意避税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本文将首先选取三个典型恶意避税案例，然后试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角度展开深刻地剖析，最后得出解决问题的重要启示。 　　一、恶意避税的典型案例 　　案例1：“区内注册、区外经营”案例 　　“脑白金”上市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其中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区内注册、区外经营。从无锡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1年12月5日，生产脑白金的无锡健特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正式从“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南堤路88号（现归无锡滨湖区管辖，原马山镇古竹桥西）”变更为“无锡新区锡南二路旺庄路北侧”。而变更的地址正是在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同时有资料显示，无锡健特的实际经营地仍然是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南堤路88号，而所谓的无锡新区锡南二路旺庄路北侧当时仅是无锡工商局新区分局的一间富余办公室，现已归无锡新区国土房产管理局所有。无锡健特租用三年，年限从2001年12月5日至2003年12月5日，年租金为9000元。无锡健特2001年第四季度即开始享受15%的税率优惠，仅第四季度就获得减免税款2017万元。近四年下来，无锡健特因税率优惠而获得的税收优惠估计在1亿左右。人们在发现“脑白金”的不白税谜之后，一方面认为脑白金有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商业诚信、企业违规之嫌疑，另一方面发现这背后有着当地政府的承诺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案例2：“资本弱化”案例 　　2002年，宝洁在华子公司广州宝洁在广东某银行贷款20亿元，然后从贷款中拨出巨资无息借给关联企业使用。这样，广州宝洁既可将利息支出在税前扣除，少缴所得税，又可以提供巨额无息贷款给关联企业，省去正常借贷产生利息所得税的税赋。但是2003年，广州市国税局经过周密调查依法调整广州宝洁应纳税所得额5.96亿元，广州宝洁因此补缴企业所得税8149万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资本弱化”案例。 　　案例3：“转让定价”案例 　　转让定价是关联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避税行为。我们可用一组数据来反映转让定价案例的总体情况。目前，我国已批准成立了40多万家外企，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从账面上看，外企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达1200多亿元。按照税法的规定，以后的盈利可以弥补前年度的亏损。因此，我国每年要少征外企所得税约300亿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1/3的亏损外企是由于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造成的，而六成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实质上是虚亏实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企的主要避税手段是转让定价，这占到避税金额的60%以上。针对外企任意使用转让定价手段偷逃税款的行为，新《征管法》再次强调税务机关对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行为的合理调整权，新《征管细则》不仅明确界定了关联企业的概念，而且规定了许多具体反制关联企业恶意避税的措施，同时规定了对转让定价的年限调整期，而2004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联企业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可以说是树立了中国反避税的一座里程碑。 　　二、恶意避税的成本分析 　　面对众多案例和数据，大多数企业看到的是可观的税收利益，或实际的减免税款，或所谓的货币时间价值，这就使得恶意避税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这些企业殊不知恶意避税不仅会让他们付出显性成本，还会让社会和他们共同承担着巨大的隐性成本。 　　（一） 恶意避税的显性成本分析 　　恶意避税显性成本是指企业为采取恶意避税手段而支付的正常成本。通过以上恶意避税案例可知，恶意避税的显性成本与恶意避税的税收收益相比往往相差极大。这些企业可以通过恶意避税手段攫取数亿元的税收利益，而往往只需付出其不到1%的支出，就产生了巨大的“杠杆效应”。例如，恶意避税的显性成本往往表现为聘请税收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成本、配合恶意避税策略的机构和人员费用以及与政府有关机关进行沟通的协调费用等等。这些显性成本既可以取得超额收益，又可以在税前限额扣除。可想而知，“理性”的纳税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笔交易的。因此，在巨大的恶意避税税收收益的光环照耀下，恶意避税的显性成本则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但是，如果“理性”的纳税人只看到光环，忽视光环背后的阴影时，最终的恶果将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能力。 　　（二） 恶意避税的隐性成本分析 　　本文认为，恶意避税的隐性成本不仅包括机会成本，还包括隐藏在恶意避税现象背后的契约成本。根据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契约的联结点”。从整体来看，企业是众多契约组合而成的一个契约。一般来说，这个契约的各方利益关系人有社会 （包括政府、雇员、股东、供应商、顾客、信贷方等）和企业。因此，恶意避税的隐性成本分析将从社会与企业两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