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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中国 银行业竞争格局迎来巨大转机2007年05月31日09:34 　　[外资银行叩门来] 　　[上 篇]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上海 　　2007年的第四个月份，中国股市夺走了太多的眼球，以至于人们对自己这个国家真正迈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门槛而感到麻木，也许是他们习惯于这种变化的时代了。 该月，花旗、汇丰、渣打、东亚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法人银行开业，作为首批获得内地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这意味着他们真正进入中国人的金融生活领域。 　　如果你回头去检索可以与其历史意义相当的事件，恐怕只有1978年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设立的一家合资企业可以站在这一事件的身旁。 　　把外资银行放进中国体内，看起来好像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随，事实上，真正变化的开始也仅仅是世界日历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中国的金融改革历来被看得最重，求得最稳，走得最慢，而在整个金融改革这个大篮子里面，银行业的改革是慢中之慢。国家太需要四大国有银行拧住它所拥有的庞大的经济生活的命脉，为涉及方方面面正在进行之中的渐进式改革当安全阀。 　　进入21世纪后，思路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在2001年9月出版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找到些历史的信号，该书作者为周小川。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其实，这段话也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在他眼中，久拖不决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既然金融改革不可回避，那么需要用另一种思路踢开所有的绊脚石。 　　从那以后，包括中国银行业在内的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细致但有凶悍气质的突进历程。但最高层次的手段仍然是以开放促改革，外资银行家们自此也开始了钟情于飞往上海、北京的航班。 　　他们好像等得很久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这些现代经济最高形式（银行）的机器手们的耐力，原因很简单，与他们的来历相较，等待中国开门的这点时间算得了什么呢？ 　　“外来和尚”的海洋基因 　　历史总要转了几个世纪的弯之后来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件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本质。银行这种关于货币生意的机制也是如此。 　　公元1171年，意大利威尼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近代银行，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热那亚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等等，总计上百家私人或公立的银行在欧洲最早的商业海岸上兴起，那正是一个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主宰全球的“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早期意大利带有家族性质的小银行，依托于兴旺的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将旧式的高利贷扫进了历史的角落，这种以国家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方式，使银行拥有了稳定的财源，也令国家可以从容地应付战争和公债。 　　到了16世纪，故事仍在上演，只不过主角变成了荷兰，战争变成了商业掠夺。从当时的南非到日本，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像一个国家那样运作着，每年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所积累起来的金银货币，任何时刻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储存和流转的场所。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它支持着出海的商人们日益膨胀的野心，也充实着荷兰这个国家称霸一时的经济命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取消金银兑换业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 　　说到底，近一个世纪后出现的英格兰银行，很好地继承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血统，并依靠着英国工业革命这个强大的商业机器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它开创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好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话虽然武断却不无道理，国人所熟悉的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包括来自香港的东亚银行，都无一例外是带有海洋基因的“外来和尚”。 　　这些深受海洋法系影响的国度和地区，较早地接受了银行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