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打黑形势政策反思于重构.docVIP

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反思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打黑”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四个阶段。然而，这种总体上“严”字当头的刑事策略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恶性演化。笔者基于对我国“打黑”刑事政策观念的反思，提出在构建“打黑”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时，应当重构新的刑事政策观。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犯罪；刑事政策；反思；重构 涉黑犯罪是一种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危害巨大，是全社会、全人类最为关注的犯罪问题之一。我国当前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黑社会犯罪的严重威胁，因而开展黑社会犯罪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和理论意义。 一、涉黑犯罪的基本概述 （一）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概念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我国《刑法》已作出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第三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上述刑法规定，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明确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即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以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特征 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学界通说是“四特征说”，即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四个特征。根据刑法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三）我国“打黑”政策的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直秉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打黑”的刑事政策又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还没有立即展开，脱胎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就成为这一时期打击和惩处一切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国共产党依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旧中国帮会组织和帮会分子的同时，对依赖于国民党而又不悔改的反动帮会和黑社会恶势力进行了坚决打击和镇压。通过几年的扫荡和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反革命帮会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基本被彻底清除、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25年（1953—1978年）的黑社会犯罪的历史空白期。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表述已经与社会形势的发展不相符合，中央提出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替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并在1956年予以确定下来，其内容也被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由于这一时期（1953—1978年）我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及黑恶势力基本被清除，因而“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实际运用于打击和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雏形或者初级阶段的犯罪团伙开始大量出现，并随后快速地向恶势力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转化。鉴于社会治安的持续恶化，从1983年开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并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指导方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严打”刑事政策所取代。可以说，从198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严打”时期。2005年前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取代了“严打”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被认为是对我国实施20余年“严打”刑事政策反思的结果，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在随后几年，我国在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着重强调了“宽严相济”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