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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问题中的公共利益探究摘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拆迁潮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处理不当极易 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拆迁问题的核心是公共利益判断， 而这也是拆迁事件处理的难点。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探讨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判定方法，为完善拆迁制度提 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拆迁；公共利益；制度建设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和城市随规划的不断调 整、业开发和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全国各地基本每个城市都面临到房屋拆 迁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我国与土地征用权相关的一项特有制度，其实质是一 种以获取土地使用权为目的、 对土地上的相对人房屋或住宅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征收 或征用行为— —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从目前来看，因城市拆迁制度设计缺陷而导 致种种社会矛盾问题突出，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房屋拆迁的核心问题是 公共利益的判定，这也是拆迁工作中的难点。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 “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 偿。《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 ” 地实行征用。 ”本文试图从公共利益的原则特征和实际操作等方面对拆迁问题中的公 共利益问题进行探究。 一、城镇拆迁的演变历程 城市动拆迁主要动因是城市基建和旧城改造， 前者包括修建马路、 地铁、 大桥等， 后者主要是危棚简屋、城中村改造。这两个因素都跟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民众 居住水平的提高有关。 建国之后， 我国的动拆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以上海数据相佐证） 第一、 。 1950 年-1978年： 缓慢发展期， 上海共拆除468万平米， 年均拆除旧房16万平米。 第二、 1979 年-1991年：快速发展期，上海共拆除1038万平米，年均拆除旧房80万平米。第三、 1992年-2003年： 高速发展期， 上海共拆除旧房6900万平米， 年均拆除旧房549万平米。 第四、2004年以来：调整期，拆迁规模有所下降，比如2004年上海仅有308万平米。 我们从年均拆迁量上，就能明白动拆迁的发展状况。第一和第二个阶段规模较小，大 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1992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 各地城市建设提速， 所以第三个阶段达到高峰； 从客观条件分析， 第三阶段，我国动拆迁的难度较小，拆迁的单位多属国营，住房也多属公房，政府比 较容易推动；而且房价水平较低，拆迁成本也相应较低。但从2003开始，房价持续快 速增长，大大增加了动拆迁成本，而且相关法律越来越倾向于规范动拆迁行为，保护 业主利益，以至“钉子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从相关法律的演变轨迹分析，1991年国务院公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 一次把动拆迁纳入法制化轨道，但在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主导拆迁工 作的开发商在政府的支持下，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2001年国务院新修订的《城市房 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 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与旧条例相比，新条例更加注重对于被拆迁人合法权利 的保护，以及对于被拆迁人的补偿和安置。 从实践来看，由于2001年之后全国房地产开发开始形成热潮，拆迁规模偏大，有 些地方野蛮拆迁的现象突出。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下发了《关于控制城镇房 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 ；2005年的“国六条”中也强调：“合理控制城市 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2007年10月《物权法》生效，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失效，动拆迁法规出现真空时期，各地动拆迁难度加 大，规模减小。 二、公共利益的内涵和特征 2004年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随着 的通过， “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t)从一个学术概念正式上升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但是，官方只是提出了“公共利 益”这一概念，并没有对其进行准确、详实的定义，因此一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试 图阐释“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通过一段时间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探讨，大家 发现“公共利益”其实是一个内容很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从其诞生至今仍无一个理想 的定义。概念是分析闯题的逻辑起点，概念引导我们进行探索。如果我们对概念的理 解不正确，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很可能会误入歧途，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利益，利益通俗的来说就是好处，利益根据新华字典的 解释,为对人对事的好处,利生益世的功德。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利益”是两个具 有独立意义的词。所谓“利”，在甲骨文中具有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采集自然 果实或收割成熟的庄稼之义。后来，“利”逐渐演变为祭祀占卜意义上的“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