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大全：《直书》教学参考.docVIP

《直书》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当代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史学发达有三个时期，“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体例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的两个高峰都出现在唐以前。尤其是从东汉至隋末，史学逐渐从经学的附庸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总结前代史书，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20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主簿19年。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撰修国史。刘知几长期在史馆供职，能够看到大量的史书，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再加上与史馆中同人观点不同，遂发愤著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 《史通》分为内外篇，共20卷。其中内篇39篇，主要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史书的源流和古人著述的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因此现在见到的《史通》只有49篇，共八万余字。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和外篇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全书的纲领。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建立了很多史学理论。一是对唐以前的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六家”“二体”说，并对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各种体例，以及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各种编纂方法做了专篇论述。二是力主直书实录，反对曲笔诬书。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不能“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这种观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并将之提高到自觉的高度。三是提出“史才三长”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即史才、史学和史识。史才，指驾驭史料、撰著史书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史识，指良好的史学见解和秉笔直书的品德与精神。其中，史识最为重要。“三长”之说对后世史学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刘知几专攻史学，且长期在史馆供职，所以《史通》中的见解“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当然，《史通》也有不足之处。书中对前代史书的评判过于严苛，有些评论有失公允，有时“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褒贬为宗，反对为史书加注，主张删去史注，也删去天文、艺文、表历等内容，这也是不妥当的。 《史通》最为通行的注本是清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今人张振珮著有《史通笺注》，对典故解释非常详细，便于使用。 内容理解 《直书》选自《史通》。“直书”就是不隐讳事实真相，不饰恶虚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全文分为四段，主要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明直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列举历代史家的各种情况，说明直书之难。 文章从人的本性谈起，认为世人为了生存，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修史却有自己的要求，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即史书以劝惩为目的，好事则褒之，坏事则贬之，以此来树立好的风气，惩恶扬善，使那些乱臣贼子不敢轻易做坏事。这是本篇的中心论点。在这一段中，作者引用了东汉末年流行于京都洛阳的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以此来说明行君子之德的不易。 在第二段里，作者列举了历代很多史家的例子。这一段里，全是正面的人物，都是秉笔直书的典型，但其命运却各有不同。其中在生前身后都独擅令名的是董狐。他受到了孔子的赞扬，而且，也显然未受到赵盾的刁难。赵盾虽然不同意董狐的记载，但除了为自己辩解，认为是自己太留恋祖国了，才给自己招来了忧愁外，并没有做别的什么举动。但是，其他的史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齐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杀害。他的两个弟弟先后做史官，也都这样写，也同样被杀。直到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仍坚持记载这件事，才终于没有被杀。南史氏听说几位太史都为此事被杀，便带着写好“崔杼弑其君”的简策前往，听说此事已写入史册，这才回去。司马迁记载汉朝皇帝的事情，并不因为当时是大汉天子的天下就有所隐晦，而是善恶皆书，结果《史记》被诬为“谤书”。韦昭是三国吴的史官，并不因为孙皓是皇帝，就屈从于其淫威，为孙皓的父亲孙和做纪，而是坚持认为孙和不是皇帝，只能做传。崔浩是北魏人，历仕道武帝拓跋跬、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官至司徒。太武帝时奉命监修国史，成《国书》30卷。因内容详备，且据事直书，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怨恨，于450年被灭族。这些史官，都秉笔直书，最终却都因书获罪。世事如此，所以要求史臣刚直不屈、秉笔直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有人就想出变通的办法。三国时吴国张俨著《嘿记》三卷，秘藏不宣；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以此来逃避灾祸。上述的这些事例，都是用来说明直书之难的。 第三段，具体评说六朝史书，作者列举了用直书和曲笔两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