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法治的因素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docVIP

儒家文化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法治的因素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德治传统、非理性化和权力的缺乏制约 具体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受到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如下三点：首先，儒家文化高度强调的是国家本位主义，而个人权利则常被忽视。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或许长久以来都被誉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样的倾向若是超过一定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成为反对以人为本主张；而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和个性则是法治所追求的。其次，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文化成分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下，人们跟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很少有人会对法律是否侵犯自身的权利感兴趣。第三，严重忽视了平等权。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平等权追寻的手脚。由于深受这种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的束缚，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是难以接受的，就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权仍然大于法；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持有者总享受着种种特权，以至于权力腐败便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一、治国家的公民应该树立一种观点，那就是主权和权利意识该高于责任意识，而儒家文化宣扬的却与之相悖。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儒家政治观点中，素来不讨论主权和权利在哪里，而更多是谈及职责在哪里，只论政府该干些什么事，它的责任是些什么，它尽职了没有？并不讲主权和权利在哪里？也不谈有了主权意味着什么？正是在儒家的这种职责意识高于主权意识的政治观点的影响下，统治者及其臣民们的那种法治国家所必需具备的主权神圣的意识长期抹煞，直到今天，这种影响恐怕仍然在继续。 二、儒家文化中的“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善”的价值体系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儒家的“善”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三、儒家以治家原则治国。儒家关于治国的办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治家与治国都是一个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就能治好国。而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也即是人治，分等差而治之(礼)。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这种治家原则本身存在着一个最为严重的弊病，那便是容易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四、法治基本功能之一无疑是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公平安全的环境，可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诸多许多不利于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因素： 第一、 儒家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仁义礼信等道德准则，而贬低物质利益。 第二、 与上点略有关联的是“明天理，灭人欲”。虽然朱子在卷十三中继续分别天理与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表示圣贤并不是要消灭一切人欲，但对基本生理必需之外的欲望追求，则明显地是反对的。 第三、儒家重道而轻农工商。樊迟问孔子种田的知识，被训斥为小人。孔子又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把商业生产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君子不器”，即君子不从事农工商与实际技艺，这几乎已成为儒家的规训 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9﹞ 五、儒家文化阻碍了理性精神的发展，而提倡法治恰恰是理性精神核心价值观之一。从这一层面来说，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的存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