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doc

窗体顶端 【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6年四季度【文献号】1445【原文出处】中国劳动【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68【原刊页号】10～13【分 类 号】D422【分 类 名】工会工作【复印期号】200606【标 题】对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作 者】郑功成【作者简介】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摘 要 题】农民工问题研究【正 文】　　农民工问题是我近几年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简要回顾一下以往我对农民工问题的一些思考。早在2001年1月的一个会上，我就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农民工安居乐业，不安定不可能乐业，不安定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工问题。这一观点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市场经济报》上，不过，让农民工安居乐业的目标似乎还是遥遥无期。2001年秋，我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又集中谈了自己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核心的思想有两点，一是国家应当尽早介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分层分类或者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当时明确提出的思路是：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应当遵从工伤保险优先，疾病医疗随后，再建立特殊救助机制和分类考虑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即首先要按照普遍性原则来确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其次是建立农民工的疾病医疗保障尤其是大病保障机制，再次是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特殊社会救助机制，对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则主张在清除户籍管理等相关政策障碍的同时，创造条件采取分类渐进的方式来逐步推广。今天可以发现，这些观点不仅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在近年来国家的有关法规政策及其取向上得到了日益充分的体现。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反对那种认为农民工缺乏社会责任的提法，而是提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等主张，现在同样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我相信，这些主张会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得到验证。　　去年以来我与香港城市大学黄黎若莲教授共同主持针对深圳、苏州、北京、成都等城市的大规模农民工调研材料，本文结合多年来的思考和调研情况，谈谈对农民工问题的一些基本判断，也可以算是我对农民工问题思考的一个发展。　　第一，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或者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虽然这一过渡期可能较长(估计还会持续20年左右)，但它与下岗职工现象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旧体制与新体制相冲突的结果。在旧体制下没有农民工问题，将来完全过渡到新体制或者社会经济完成转型后，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必将分化并归入到市民或者农民群体，其职业身份将由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转入稳定状态。　　在此，我特别不赞同那种说农民工将长期存在的提法，我也很担心用这样的观点来作为继续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或者相关政策法规之外的依据，因为这样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取向与发展规律，就像当初有一些人谈下岗职工是一种长期现象一样，都是有意无意地将这样的特殊群体视为另类并排除在正式制度之外。我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是担心现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只见当前不见长远，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一些短视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应当让我们保持警醒。在认识农民工现象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既考虑应急之策，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我希望农民工现象过渡说能够得到认同。这当然不是说能够一蹴而就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而是希望国家在采取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措施时不要偏离了大方向。　　第二，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这是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也是我们今天认识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者不承认这个前提，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农民工出现的社会进步意义。这种成果和进步标志在于：农民工的出现，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自由择业的机会与权利，极大地拓展了农民的发展空间，直接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而且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亿万农民快捷地接近了现代文明。在农民工出现前，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规模的自由流动人口，农民何曾有过大规模地离开土地而且生活得更好的年代。我不赞同一说农民工就只提今天的歧视与不公，而不将农民工的出现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象征的观点，因为农民工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城务工或者自主选择非农化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向上与进步。因为人都具有自利的一面，农民工离开土地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增加收益、改善生活。　　从农民工现象也可以验证一个真理，即自由是可贵的，自由的可贵在于可以选择，而选择总是机会的增加与发展空间的扩展。因此，作为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作为长期呼吁平等对待农民工并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理论工作者，我将农民工的出现视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