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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视阈下的农民市民化问题探讨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以重庆市涪陵区进一步加快城乡统筹为背景，分析了涪陵区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从进城农民工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随迁子女和农民文化素质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对于探索符合涪陵实际的农民市民化道路，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民市民化；涪陵区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各地政府积极推进郊区城市化战略，将农民居住格局由农村散居向城镇集居转变。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4月27日公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西部地区农民工6546万人，比上年增加409万人，增长6.7%，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5.9%。①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进程农民工和郊区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热点。 　　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宽泛的新概念，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俞忠英（1999）认为农民市民化就是城市化；姜作培（2002）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让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陈映芳（2003） ，黄泰岩、张培丽（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不仅是指农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转化，还包括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社会权利、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文军（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是生活空间城镇化；许峰（2004）则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农民内在素质市民化和农民外在资格市民化两个方面；李建兴（2008）认为农民市民化实际上是农民在社会心理、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对城市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接受过程。市民化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体现，近年来，国内学者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所处层次，现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姜作培（2003）、李锐（2004）、杨亚先（2005）、蒋国保（2005）、王竹林（2008）等认为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与之相关的政策的缺失现象严重，政府层面推动力亟待增强。姜作培（2003）、蒋国保（2005）、何晓红（2005）等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如农民积极性不高、劳动技能素质低等）也是不容忽视的。李庆志、马艳丽（2006）指出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脱节造成了中国村民市民化的特殊背景，此背景下的问题也变的特殊化。王竹林（2008）指出城市就业扩张力度不足、城市容量不足也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郑悦，冯继康（2005）、孙波（2011）认为农民在城市中缺乏认同归属感。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学者也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对策建议，钱正武（2006）认为社会排斥是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孙波（2011）认为需要从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的持续性上升这两方面来努力，为经历农民市民化的群体提供物质保障。宋仁登（2012）指出应该从加强政府责任、取消有歧视的户籍制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村民自身素质等方面来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随着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统筹城乡背景下农民市民化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纵观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基于全国或者某一大的区域，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性研究还不足，且大多数研究习惯于从国家或者宏观层面提出问题和解决对策。本文结合涪陵区建设“双百”现代化大城市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制约涪陵区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探索解决思路。 　　二、涪陵区农民市民化现状 　　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12年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渝委发〔2012〕23号）。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点是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城乡统筹的重要途径是使更多的农民由乡村转向城市，实现由农民变为市民。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使农民从土地和农村中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是涪陵区实现农民市民化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涪陵区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 　　涪陵区位居重庆市及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