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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经济分析(下) 苗壮 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生联合导师 　　　　关键词: 合同/政策/法律/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经济分析 　　内容提要: 改革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是改革的基本约束条件。改革的目标、过程和方式，都是改革主体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追求改革净收益最大化的产物。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经历了从合同到政策、从政策到法律的改革过程。改革的基本经验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诱发性改革与强制性改革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局部/部分改革到全局/整体改革，从边际/增量改革到总量/存量改革。在中国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这样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阻力和风险，提高改革的净收益。它不但适用于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而且适用于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给定管理者对闲暇的偏好，管理努力程度的大小，首先取决于管理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是否相关以及相关程度。收入或其它收益是闲暇的机会成本。如果管理努力程度与收入或其它收益无关(“按需分配”)，闲暇的机会成本就等于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管理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那么，他就会最大化闲暇，直到管理努力程度接近甚至等于零的地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管理努力程度与收入相关(“按生产要素分配或按劳分配”，如果管理被定义为劳动的话)，那么，闲暇的机会成本大于零，从而管理努力程度大于零。相关程度越高，闲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从而管理努力程度越大。例如，同样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或按劳分配，承包经营制度(这类似于计件工资)下的管理努力程度就大于统收统支制度(这类似于计时工资)下的管理努力程度，因为前者的相关程度高于后者。管理努力程度的大小还取决于预期偷懒成本。预期偷懒成本等于偷懒的惩罚力度(降低收入、解雇等)乘以偷懒的发现概率。偷懒的惩罚力度越大，偷懒被发现的概率越大，预期偷懒成本就越高，从而管理努力程度越大。基层管理者的预期偷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管理者的管理努力程度。 　　管理努力程度的这两个制约因素(“奖勤罚懒”)同样是管理者行为的社会/制度约束条件。首先，在生产队集体经营体制下，对管理者同样普遍实行计时工资制(工分制)，管理努力程度与收入及其它收益相关程度低，闲暇的机会成本低，从而管理努力程度低。其次，管理者同样名义上是但事实上又不是所有者。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者，管理者没有剩余索取权，所以管理者同样不太关心集体生产的净收益;因为名义上是所有者，所以管理者同样享有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条件下，管理者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解雇。除了收入以外，管理者同样还享有其它收益。这部分收益同样属于管理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管理者的这部分收益类似于就业权，即使偷懒一般也不能被降低。这样一来，即使被发现，偷懒的惩罚力度很低。第三，在基层管理者与最高管理者之间存在着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1]这同样提高了最高管理者的监督成本，降低了基层管理者偷懒被发现的概率。对于国家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层次最多，管理跨度最大，管理成本自然最高。到了生产队一级，已经是强弩之末(“山高皇帝远”)。何况，集体经济组织的产出取决于很多因素，管理努力程度只是其中之一。要想分别计算清楚这些因素的不同影响，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些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偷懒的惩罚力度和发现概率低，预期偷懒成本就低，从而管理努力程度低。 　　承包经营在利益激励功能和信息预测功能上都优越于生产队集体经营。根据经营方式，承包分为不联产承包(“包工”)和联产承包。联产承包又分为没有剩余索取权的联产承包(“包产”)和有剩余索取权的联产承包(“包干或大包干”) [2]。根据经营主体，承包分为小组承包(“到组”)和家庭承包(“到户”)。二者相结合就产生了6种承包：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工到户、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劳动和管理努力程度与收入及其它收益的相关程度上，承包高于不承包，联产承包高于不联产承包，有剩余索取权的联产承包高于没有剩余索取权的联产承包(“包工不如包产”，“包产不如包干”)。在劳动者和管理者的预期偷懒成本上，家庭承包高于小组承包，小组承包高于生产队经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生产队是大锅饭，小组是二锅饭，家庭是小锅饭”)。因此，在第三次包产到户浪潮中，绝大多数生产队最终选择了包干到户。这是因为，包干到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为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及其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了农民的预期利益。 　　与城市企业相比，农村生产队的制度效率更低，从而改革收益更高，改革动机更强。城市企业实行现代机器生产，而农村生产队则实行传统手工生产。生产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制度的利益激励功能和信息预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