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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知行统一 　　“知行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但在一直以来的学校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总是把重点放在“知”的方面，围绕着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知”，在课堂教授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改革，如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等，的确是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加了趣味性，学生也欣赏了很多的视频音像资料。大家在课堂上受到了教育，感受到了触动，但走出教室，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教室的垃圾还是扔得到处都是，食堂还是脏，红灯还是闯，公共汽车上还是不给老年人让座，痰还是随地乱吐…… 　　我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过：“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该如何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使大家不仅有触动，更有行动呢？只有“知”、“行”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一、“知行统一”的教学理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行”的本意是道路，引申为行动和践履。知行并举的概念，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如《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古文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主张知行统一的，贯穿于整个儒家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知行统一理念的最好写照。读书人求知的目的是要经世致用，所以孔子要周游列国，希望把自己的“仁政”、“德治”的美政理想实践于天下。荀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这其中包含着行高于知、而知指导行的朴素的知行统一观。 　　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他认为知行统一，交互作用，尤其强调行的重要性。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传习录》）在他看来，没有付诸行动就不算真的“知”，知和行是合一的。 　　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主要体现在《实践论》中，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1]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其生活教育的思想是“教学做合一”。即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事怎么做就怎么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其二，“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其三，“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2]。在陶先生看来，生活是做的，而站在教师角度是教，站在学生角度是学。 　　约翰·杜威是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之一，其教育思想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主要包含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思想，他说：“道德教育集中在把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个概念上，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而得来的”[3]。他认为，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学校不能与社会隔离。只要有了社会的环境，学习就是一种需要，而如果学校与社会隔离，“学校里的知识就不能应用于生活，因此也无益于品德”[3]。这些思想中都充分体现了“知行统一”的教育理念。 　　二、教学中“知行脱节”的主要表现 　　当今的社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更要学会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社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死读书，死啃书本的人，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都成问题，更别提为社会做贡献了。我们很多青年学生从学校走出来后，不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转变，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人际关系糟糕，总是处于一种焦虑、郁闷、紧张、失败的情绪中，并最终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究其原因，死读书，没有较好地完成由“知”到“行”的转化，知行脱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脱节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知行脱节的具体体现。 　　1.教学方式上，目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认知教育层面上，以知识、原理的直观灌输为主，而忽视了情、意、信、行等其他诸环节的配合，导致学生对所传授的理论的认同感、接受感、体验感的不足，形成一种空对空的状况。学生只需要掌握书本上的基本概念，把它们当作英语单词、数学定理那样记忆就行了。而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不同于这些以认知为主的课程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仅仅知道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认同、参与和行动。 　　2.考试方式上，目前大多还是按照老一套在搞，着重于学生对基本概念的记忆，题型上多是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等，闭卷考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