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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 作者：沈语冰 　　我们可以将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做一个基本界定，即从罗杰·弗莱（Roger Fry）到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类似，西方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多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批评，是罗杰·弗莱开创了形式主义艺术批评，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基本理论，也奠定了专业美术批评的地位，从而使艺术批评从以往的文学性批评中独立出来。格林伯格则将弗莱的理论法典化，达到了现代艺术批评的高峰。但物极必反，格林伯格迅速成了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靶子。格林伯格之后，现代艺术批评，至少是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势头似乎有所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将从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这段艺术批评史称为现代艺术批评的黄金时代。 　　尽管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国内美术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与文学批评相比，国内艺术批评的发展本身就相当不均衡，与发展相对完善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哲学（我在这里指的是西哲）相比，艺术理论与批评显得相当薄弱，像罗杰弗莱、格林伯格这样的代表作，我们也直到今天才能读到。 　　艺术批评研究的匮乏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出现一个非常扭曲的画面：在国内学者所写的《西方美学史》或《西方现代美学史》之类的著作中，通常会有一章涉及形式主义美学，会提到罗杰·弗莱，但把他放到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后面，仿佛克莱夫·贝尔才是主角，而他的老师——为贝尔十分敬仰的弗莱倒成了次要角色。我们都知道，克莱夫·贝尔写了本《艺术》（Art），并因此迅速走红。但史料表明，出版社最初约请的是弗莱，只不过弗莱对这类通论性的书没有多少兴趣。作为经验主义者，他更看重批评现场以及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与评论，因此将这件事扔给了克莱夫·贝尔。贝尔要比弗莱小15岁，年轻气盛，接下这个活以后，立刻就将西方整个美术史和全部美学推到重来。他提出了一套著名的理论，认为艺术的根本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是有意义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在中文版中被译成“有意味的形式”）。国人学者都将这个理论乃至这句口号冠在克莱夫·贝尔头上。但事实是，这个理论首先是罗杰·弗莱的创造，甚至连significant form这一短语本身也是弗莱的发明。1910年，弗莱在伦敦举办首届后印象画派展，在展览结束时所作的题为《后印象主义》（“Post Impressionism”）的演讲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短语。此后演讲稿发表在1911年5月1日的《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原文（译成汉语）是： 　　后印象派画家如何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发展而来，这确实是一段令人好奇的历史。他们吸收了大量印象派的技法，吸收了大量印象派的色彩，不过他们究竟是如何从一种完全再现性的艺术向非再现性与表现性的艺术过渡的，却仍然是一个谜。这个谜存在于一位天才人物令人惊异、难于解说的原创性之中，他便是塞尚（Sezanne）。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无意识的。在以无与伦比的狂热与力量沿着印象派的探索路线往下走时，他似乎触摸到了一个隐蔽的源泉，在那儿，印象派赋形的整个结构瓦解了，一个有意义的与表现性的形式（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的新世界开始呈现。（2） 　　请注意，“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也可以译成“有意义的形式与表现性的形式”。很难考证弗莱在其他非公开场合，最早是什么时候使用这一短语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贝尔发表《艺术》的1914年，这个词在罗杰·弗莱的那个圈子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之物了。贝尔拿到这个术语后，将它当成一个口号，到处去宣讲，他成了“大师”，而真正的原创者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历史总是如此：善于喊口号的人成为大师，真正的原创者却为人们淡忘。 当时弗莱身在一个精英团体叫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郊区的一个富人区，那里住着一群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精英人物。组成人员包括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ginia Woolf）、画家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艺术史家与批评家罗杰·弗莱、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小说家E·M·福斯特（E. M. Foster）、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等。在这样一个由知识精英构成的团体中，弗莱的地位绝对高于贝尔，不仅因为弗莱是贝尔老师辈的人物，而且还因为贝尔的核心思想基本上是由弗莱多年艺术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东西构成的。但在国内，却奇怪得很，人们往往只知有贝尔却不知有弗莱，这恐怕与李泽厚先生有关。他在他那本80年代很畅销的《美的历程》中，将“有意味的形式”拿来旁证他的“积淀说”，认为形式之所以有意味是因为形式积淀了内容。所以，书有自己的命运，贝尔的小册子《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