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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私募基金法律制度史研究 蔡迪 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作一个交流，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美国联邦私募基金法律制度史研究。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私募基金相比于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这三种融资方式而言，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它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所熟知的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巴菲特的巴菲特联合有限合伙（Buffett Associates, Ltd.）等都是私募基金。近年来，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私募基金发展都非常快，目前，全球的私募基金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我国私募基金的总量已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 鉴于在实践领域私募基金迅速发展的这一事实，激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据我所知，对私募基金的研究，已经替代了银行、证券和保险，成为了当今金融学界研究的新宠。 那么针对于我国而言，近年来，私募基金也获得了极快的反展，成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我国产业创新的资金需求、金融体系的多层次构建和境外私募基金的强劲竞争也让决策层和金融市场认识到大力发展国内私募基金的迫切需要。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其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规范问题。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尚未对私募基金作出相应的规范，而私募基金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的这一事实，极大地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危及社会信用基础，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鉴于在私募基金问题上，法律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滞后，业内的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私募基金立法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例如私募基金在我国何以出现？私募基金的制度意义与经济价值是什么？私募行为与普通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的界限如何界定？如何在保证私募发行便利的基础上防范监管漏洞？如何协调与平衡私募发行市场的安全性与销售市场的流通性？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热潮中，私募基金应扮演何种角色？私募基金是否是一种更适合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如果是，又该如何充分发挥私募基金推动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功能？……一系列问题现实而又严峻地放在我们面前，法学界应当也必须和经济学界携手，对此问题提出系统和完整的见解和思路。 在我国法学界，对于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的探讨始于2000年11月召开于深圳的“中国投资基金立法国际研讨会”上，当时的与会代表曾就《投资基金法》第四稿中的“向特定对象募集的资金”的一章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虽然会上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这次会议的讨论却代表着国内法学界对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的首次关注。但是，在三年以后的2003年11月28日，我国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却由于种种原因未将私募基金问题规定在内，仅在第101条中轻描淡写地提及了私募基金，其法条原文为：“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规定。”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立法者在私募基金问题上的审慎却又无奈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法学界在这个方面研究的缺乏。 鉴于国内对该问题研究的缺乏，遵循探索舶来品的一般思想进路，我将视野扩展到国外，尤其是私募基金法律制度最为完善的美国。在进行了相关资料搜索之后，笔者发现国内目前对美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研究也是同样的缺乏，在当前这样一个私募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对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如此缺乏的情况实在是让人深感不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将美国的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作为选题，以期通过笔者的研究推介美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以为中国相关制度建立与完善提供可能的帮助。当然，由于美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涉及面过于广泛且规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笔者不可能也没必要在本文中罗列全部的法律制度，所以笔者选取了四条相互独立却又不失联系的主线来展开论述，即私募发行注册豁免规则、基金载体注册豁免规则、基金管理人注册豁免规则以及反欺诈规则。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美国法律奉行联邦和州的“双轨制”，在私募基金法律制度领域，各州也会在在自己的立法权限内制定适合本州具体情况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州法。由于不同州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差异，所以笔者不拟在本文中过多讨论州层面的私募基金法律制度，而将论述重点放在联邦法这一层面上。 对于上述四条主线，我按照历史年代以及相关制度的变迁历程作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的时间界定是自1933年到1940年，这个阶段的主题词是首创与奠基。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和这样的主题词，主要是我考虑到这个阶段是美国联邦金融立法的奠基时期，就在这短短的8年间，美国推出了大量联邦金融立法，从无到有，建构起了一个基本的国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