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_本文原发表在《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 70-76。.docVIP

*本文原发表在《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 70-76。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小说的迁徙主题 卫景宜 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跨文化语境里中国人生存与调适的现实问题。华人移民所经历的种种苦痛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境遇的挑战，不无启发和借鉴。在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文本中，书写华裔历史、张扬华裔族性和重构华裔自我是个贯穿始终的写作意向。我们可以说，与华裔族性讨论密切相关的移民问题构成了汤亭亭写作的重点之一，她的三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华人迁徙过程所经历的心理路程的一种追溯和阐释。 移民问题的现实关注 根据詹姆逊对蒙代尔（Ernest Mandel）“晚期资本主义”观点的阐发，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多国资本主义”或“消费者资本主义”，即最纯粹的资本化时代，其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开始向“迄今尚未商品化地区的庞大的扩张”。[1]而且，这种扩张也包括“文化的扩张”，因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2]詹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又对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词的概念做了这样的解构：“民族”在今天应该用来表示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永远应该暗指（多于两项的）相关性。[3] 他认为，“‘民族’现在仅仅是一个关系词，用来表示世界体系的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也可被看作是各种空间的重叠复合（民族的以及局部的和区域的，世界体系本身的以及局部的和区域的）。”[4]把这两个说法放置在一起，我们便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新的文化认同问题。此外，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学家卡斯尔斯提出，“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核心部分”；移民将构成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期的重要问题——移民使“移出国”形成一种“移民文化”，并在“接受国”成为社会关系和民族认同争论的关键。这个问题对“亚洲、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同样不能幸免。[5] 综观美国文学批评界对汤亭亭文本的研究路向，我们可以看到批评界的研究重心也逐渐发生类似的转移。自从《女勇士》发表以来，汤亭亭的作品一直受到批评界的青睐。她的三部小说被从女性主义、后现代写作等批评视角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讨论。然而，新近的评论文章则更多地转向移民文化、混杂文化等跨文化现象的研究。[6]在美国文化的特定环境中，“族裔问题”即包含“移民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抹杀”等命题。因此，考察汤亭亭文本所描述的移民处境及移民文化现象不仅使我们了解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及文化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华裔移民经验或许能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形势下新的文化认同问题提供某种可供借鉴的图式。 “迁徙”的主题在汤亭亭写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7]在她的三部小说里，围绕着这一移民性的本体描述，作者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相关问题，例如，移民文化认同的两难处境；移民融入或同化的虚幻性及心理承受底线；移民文化的可能形态；跨文化交际中传统文化的持存与发展的可能方式；以及移民文化对于移民相关国文化的影响等。 “蔡文姬”：文化翻译的例证 在汤亭亭文本的中国故事世界里，“迁涉”的题材构成了主要的内容。文本叙事的喻指与作者颇具匠心的“选材”之间具有鲜明的同构关系。 例如在《女勇士》的结尾处，叙述者说她已经能和母亲对着“讲古”。[8]当母亲讲完中国老家外祖母酷爱看戏的故事后，她接着讲述了“生于公元175年的一名女诗人，蔡琰”的故事，“她父亲蔡邕，博学之士，以藏书众多而著名”（207），她被“南匈奴将领”掠去胡地为妻十二年后，“被赎返汉，嫁给董祀以使父亲能有汉族血脉传宗接代”（209）；蔡琰回来时带来了她用匈奴人的语言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作者用“这首诗歌翻译的好”（209）这句话结束了全书。在这里，作者将重点放在讲述蔡琰如何学会欣赏“野蛮人”的音乐，并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出能被匈奴和汉族两种文化理解和接受的新作品。汤亭亭在这里触及到了移民文化特性，以及移民文学的写作对于双重文化的利用和超越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蔡琰在匈奴国完成了诗歌的创作，并用“类似汉语”的语言歌唱时，匈奴人觉得他们听到了歌曲中“永远流浪”的匈奴语句（209）。蔡琰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定位于“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人民在当时战乱中所受的痛苦。”[9]然而，汤亭亭则把蔡琰的诗歌解读成“迁涉”者的文学，汤亭亭笔下的蔡琰是一位在“胡”、“汉”两个民族之间架起文化沟通桥梁的创造者，她能将“胡乐”与“汉辞”相结合谱写出胡人和汉族都能欣赏的歌曲。 在汤亭亭看来，蔡文姬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翻译”。作者在这里显然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也是一种翻译，并把自己的写作喻指为沟通两种文化的实践——其标准就是“翻译的好”。在《猴王孙悟空》里，作者通过惠特曼的话，“让那些英格兰籍的外国佬们也费点儿劲，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