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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政策管窥_法学理论论文 “严打”政策管窥_法学理论论文 提要： “严打”即严厉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特定种类的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处的刑事政策，是中央根据社会治安态势做出的战略决策。1983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当时的党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应当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在与当时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严打”自开展以来，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击违法犯罪、威慑社会不安定分子、调动广大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作用，有着极其积极的一面。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必须看到，“严打”毕竟是特殊时期针对特殊对象的特殊手段，是针对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本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亦不能代替刑事立法。如果过高估计“严打”的作用，难免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有违于法治精神。如何看待“严打”政策的合理性和有益性，以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定位“严打”政策，正确处理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将对我国法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严打，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刑法效益 一、我国“严打”政策概况 “严打”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特定种类的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惩处的刑事政策。 “严打”的决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其政策执行主体包括公检法司各机关，并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从1983年至今20年间，我国已发动三次声势浩大且持久的“严打”斗争，第一次“严打”从1983年8月持续至1987年1月，第二次“严打”始于1996年4月，第三次“严打”也就是最近一次的“严打”，从2001年4月到2003年4月持续两年。“严打”的对象是特定的严重刑事犯罪，如第三次“严打”始终把打击的锋芒指向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以及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在三次“严打”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惩治了一大批犯罪分子，使社会治安得以好转，但也不能不看到，“严打”毕竟是特殊时期针对特殊对象的特殊手段，它本身不能代替刑事立法，如果过高估计严打的作用，难免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有违于法治精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定位“严打”政策，正确处理协调好“严打”政策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关系，将给我国法治的发展带来重要意义。 二、“严打”的存在基础 “严打”作为我国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严打”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包括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2．1“严打”的现实基础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基本刑事政策达成若干共同发展趋势，即体现在定罪政策上的非犯罪化、量刑政策上的非刑罚化、行刑政策上的非监禁化。这一思潮的中心立足点就是轻缓，能够用非刑事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刑事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刑事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刑事手段调整。即尽量使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来取得尽可能高的预防犯罪效果。这种轻缓型刑事政策理念对世界各国的传统刑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及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刑事政策思潮遭到了来自世界高犯罪率的有力冲击。从70年代开始，世界犯罪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特别是抢劫、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刑犯罪日益突出。由此，西方国家将上述轻缓刑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即在对相对轻微或中度犯罪采取轻缓型刑事政策的同时，对严重刑事犯罪采取从严处理的政策，在我国即表述为“严打”。 我国的“严打”即严厉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世界各国的“重重”政策基本同步。80年代初期，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重大恶性案件，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此外，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多元化思潮涌入国门，人们的价值观与利益观开始发生碰撞，尤其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处于社会转轨、经济转型的大变动时期，各种新旧矛盾激化。当前，我国重大刑事犯罪出现新走向：一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呈增多趋势，犯罪团伙组织严密，不同区域间犯罪团伙相互勾结、流窜作案、联手作案的可能性加强，二是一些黑恶势力开始同境外的黑社会相勾结,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这样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我国政府发布“严打”政策对犯罪浪潮以迎头痛击，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局面。据统计，2001年1月至9月，全国杀人案件共2.1万起，比2000年同期下降1.6%；爆炸案件2690起，比2000年同期下降11.5%；走私案件913起，比2000年同期下降32.8%，可见公安司法机关在严打整治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严打”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