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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监官之探讨_法学理论论文 中国古代民监官之探讨_法学理论论文 关键词: 民监官/采风/上书告诉/直诉越诉/遣使巡行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建有非常完备的行政监察体系，虽然没有群众监督行政及其官员的专门法律和制度，但统治者通过民间采风、鼓励百姓上书告诉、设置非常诉讼制度与民申冤、以及遣派官员出巡考察等方式，了解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在保证政令畅通的同时，也间接地收到了民众对官吏进行监督的效果。但是，在君主专制体制隙缝中生成的民监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它缺乏民主的根基，法制的保障。 一、采风观政 所谓采风就是国王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德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说：“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透过民心之向背，可以了解天命之去向。正是了解了这一点，西周统治者确立了轻鬼神、重人治的治国方略，通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之目的。周天子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西周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也是奴隶社会统治者主动接受人民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东周所继承，并对两汉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初，政权未稳，经济凋敝，民间贫困，汉武帝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矛盾，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加强了社会调查，多次派人巡行天下，“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元狩六年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2]大量的社会调查，使他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从而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西汉元帝、平帝，东汉光武帝父子等都派人采风。两汉的采风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乐府诗”，[3]为统治者的为政留下了很好的监督素材。如童谣《举秀才》就是对东汉的察举制度的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二、上书告诉 上书通常是指臣民向皇帝递交报告，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鸣冤喊屈或举报违法犯罪等行为。上书是古代帝王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并利用它来完善统治的一种监督制度。百姓上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相传尧舜为防止政令失误，曾相继设置了“进善之旌”、“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以广泛听取臣民对政务的建议、批评。 所谓“进善之旌”，是尧在位时在朝廷前设置的一面旗帜，让百姓站在该旗帜下向他直接指陈政事，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尧的这一广开言路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正是百姓的批评、指责，尧方知繇治洪水泛力，进而派舜巡行天下，考察民情。 舜为了更多地掌握民情，以免疏漏，在自己的门前竖起了“诽谤之木”。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是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在木柱前大胆指出，由书记员记录下来转告给舜。舜一方面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广开言路，设置了“敢谏之鼓”，收集治国之良策，征招治国之贤才。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上一面大鼓，无论是哪个人想举荐贤良之士，进献治国之策，只要击几下大鼓，舜就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这种方法，舜重任了颛顼帝的八个子孙，惩罚了帝鸿氏、少皋氏的后代，亲自讨伐了三苗的叛乱，罢免了治水不力的繇。 周统治者也仿效尧舜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的信访做法，在内朝设置路鼓，在外朝设置肺石，分别配置太仆、朝士等官职，专掌理百姓上访之事。“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待以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以序守路鼓”[4] 汉世去古未远，普通民众对国家政事仍有一定的参与权。国家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制定了严格的保障吏民上书权利的“言事变”制度，据此，广大吏民可直接至汉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违法行为，或对国家大政事务发表意见。 百姓上书言事制度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群众舆论的作用，广开言路。武则天执政以后，为巩固皇位打击政敌，于垂拱二年六月，在中书省设置了匦使院这一特殊机构，为便于臣民上书，铸造铜匦置于朝堂外，让天下人投匦言事。[5]铜匦四面，几乎每一面都与招贤纳谏、献言进计、检举揭发、褒贬时政、军情、政策有关，它严如一个检举箱、意见箱，为百姓上书议论时政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通道。 唐之匦使院的建立，使上书监督制度化、规范化，为统治者了解下情开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