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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下）_行政法论文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下）_行政法论文 三 社科法学的兴起在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的初创时期，一些来自行政管理学、宪法学乃至政治学背景的学者率先关注行政法，并为它贡献了智慧。当时的行政法学粗陋却开放，混杂着行政管理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话语。以后，当行政法学确立了属于自己的问题领域和概念体系并赢得学科独立后，它基本脱离了与其他学科的接触，走向封闭、自给自足。人为的学科划分，行政性的学术组织体制，强化了它的封闭性。进入1990年代后期，在行政法学作为一门法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完全确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行政法学与其它学科互相割裂的现状。例如，部分学者在“新公共行政”的标题下，开始探讨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趋向、“准政府组织”、放松管制、非强制性行政方式等问题，并倡导行政法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在上述背景下，我尝试用“社科法学”来概括行政法学研究某些新的趋势。在传统的行政法体系之外，行政法学开辟出新的问题领域，尝试实证研究、价值衡量等新的方法，并为自身注入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社科法学”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概念。相对于前面所述的政法法学和立法法学而言，它们代表了行政法学研究问题的转向、方法的转向和知识的转向。（一）社科法学试图回答的问题 要全面描述行政法学新触及的问题领域，是一件困难的事。这里举两个事例，一是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二是行政管制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问题本身并不必然代表新的研究范式，但讨论者往往结合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从而塑造了行政法学研究的新面貌。 中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就有学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命题，并主张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应当是“为人民服务”。[17] 此后，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观点纷呈，“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权益本位论”、“新控权论”、“政府法治论”等，不一而足。[18]其中最有影响的主张，当推罗豪才教授倡导的“平衡论”。自从1993年首次提出“平衡论”，在多位学者的持续努力下，逐步构建了比较系统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北大为中心的行政法学流派。[19] 本文不准备评析各种观点，而是试图指出，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显示了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功能的整体性反思和对行政法价值取向的强烈关怀。在它背后，还暗藏着研究者一个共同的预设：行政法学需要并且有可能建构一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能够为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指导作用。[20] 无论是专著和论文的数量，还是各种行政法学年度综述对它的重视，都证明它构成了中国行政法学一个突出的主题。 对行政管制（规制）问题的研究，甚至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管制”这个概念的接受，是近年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行政管制研究可以看作“部门行政法学”的一次蜕变。传统的部门行政法研究多数简单套用行政法总论的概念和框架，对行政法学的建设贡献不大。行政管制研究所设定的问题往往不是覆盖某个部门行政法的整体，而是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具体的问题出发，试图去理清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方法上和知识上，研究者通常会搬用一些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有学者把它描述为现代行政法学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到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一个转向。[21] 一些年轻学者对此流露出明显的学术兴趣，并出现了一些可贵的探索。[22] （二）社科法学运用的方法 实证研究和价值衡量是社科法学所运用的两种典型方法。 行政法学领域实证研究的一个代表是1993年龚祥瑞教授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gt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该书是我国法学界第一次专门而深入地对一部法律实施状况的调研。作者运用问卷、访谈和统计数字等方式，对新生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希望。该书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其它著作一起，被认为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转型”。[23] 此后，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的尝试。[24] 这些研究不一定成熟，有的甚至说不上成功，但它们显示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在包万超博士略为偏激的笔端下，则是：“行政法学家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提供实证理论：描述、解释、预测行政法现象，并在这一基础上阐述种种价值理论和可能的制度安排。”[25] 价值衡量，更多地被称为“利益衡量”（虽然在我看来这两者有细微的差别），是一种规范研究。价值衡量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有着神合之处，后者有可能为价值衡量提供新的工具。目前，法律经济分析的成功研究仍然罕见，虽然它是一些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法律判断很难进行量化的分析和操作，更多的是诉诸直觉和经验。与主流的立法法学专注于通过立法确立规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