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区刑事和解探析——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_刑法论文.docVIP

乡村地区刑事和解探析——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_刑法论文 乡村地区刑事和解探析——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_刑法论文 关键词: 刑事和解；乡村地区；石棉彝族地区 内容提要: 刑事和解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实存在的一种案件解决方式，它在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广泛存在。以四川石棉彝族地区为例，在对当地的刑事和解状况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进行分析，旨在为乡村刑事和解提供有益的启示。 刑事和解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广泛存在，我国农村发生刑事案件后进行私了的占农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个别乡镇人身损害、盗窃、重婚三类案件私了率达70% {1}。在本文所研究的四川石棉彝族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和解的规制不足，而在现实生活中刑事和解却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何应对这种刑事案件处理方式是当前司法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既不能一味否定，亦不能毫无作为，任其发展。本文试图就彝族地区的刑事和解情况做一分析，管中窥豹，以考察我国乡村地区刑事和解状况，使和解在刑事司法中能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一、刑事和解基本内涵 　 刑事和解是刑事法领域的一个概念，广义上说，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受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在国外也被称为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恢复性正义或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3}，即当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双方或利害关系人共同参与商谈，达成谅解或协议．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最终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因此，刑事和解是“综合吸纳中西文化的一种体现”、“是一种多元价值的平衡体现”{4}。 　 目前，我国对刑事案件追诉实行国家追诉为主，受害人追诉主义为辅的原则。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人民法院也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所否定和排斥。这必然导致法律对受害人权利保护不足，不仅其意见和建议不易被采纳，且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或精神伤害也难以得到赔偿。不仅不利于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不相符。 　 二、四川石棉彝族地区刑事案件和解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了解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的刑事和解现状，笔者在四川雅安市石棉县部分彝族自治乡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中，彝族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80%。统计结果显示，在石棉彝族地区，刑事案件和解情况大量存在。在进行和解的案件中，多数为轻微人身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涉及隐私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分别占到92%、40%、34％和28%（此选项为多选项）。对于愿意和解的原因（多选项）,50％的受调查人是担心费时费力费钱，64％的受调查人认为案件不大双方自己私了算了，另有48％的受调查人选择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到法院扯破脸皮”。在进行和解的案件中，其中有近53％的案件是通过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进行和解的，而几乎所有的和解案件受害人均要求补偿损失，另有58％的案件达成的协议是赔礼道歉。案件进行和解达成相关协议后，有70％的案件依照协议达成的和解内容实施了，有26％的和解案件是部分实施了，只有4％的和解案件由于对方反悔（42%)、犯罪人没有真诚悔悟（40%）或者由于和解协议违法（18%）而未能得到实施。在这4％未能实施和解协议的案件中，有10％的当事人找政府出面协调解决，另有8％的当事人是找公安机关（即进人公诉），其余的大多是进入又一轮的谈判。因此在回答“什么是让和解协议得到真正履行的措施”这一问题时，有52％的受调查人选择了在协议中应规定对不履行一方的惩罚措施，44％的受调查人选择了协议应当由司法机关认定。 　 在受调查人个人看来，刑事和解有一定好处（80%),可以节约时间精力和成本、可以给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以避免隐私泄露。不过受调查人也担心和解会存在被对方所操纵（40%）以及和解可能是因对方的胁迫而非双方自愿而达成（40%）等不利因素。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事实上，即使和解协议没有实施，受害人一方大多一般不会主动寻求国家机关的帮助，而是继续施加压力，以达成新的协议或者敦促之前协议的履行。 　 三、彝族地区刑事和解习惯法分析 　 （一）彝族地区刑事和解产生原因 　 中国向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就是这种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在乡村社会，就更是如此。家支和土地是维系乡村社会必不可少的两大要素。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5} 　 就彝族地处而言，由于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