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误读.docVIP

论布莱希特对梅兰芳的误读--试析叙事剧理论发展中的中国戏曲要素关于布莱希特和梅兰芳在莫斯科的相遇，尤其是梅兰芳对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的影响，在以往的戏剧研究中是一个反复探讨的题目，德国的布莱希特研究中常常触及这个问题，国内谈到中国戏曲对当代西方戏剧的影响更是绕不开这个题目。不过以往的研究往往仅仅从布莱希特的有关著述和中国戏曲理论出发，抽象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推断，肯定或者否定这种影响关系，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甚至是想当然的感觉。这些研究只注意到布莱希特得出的结论，却没有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环境，即在这次相遇中梅兰芳作为一个演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中国戏曲，表演是在什么样的的环境中进行，布莱希特作为一个观众是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看的中国戏曲，只有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断言中国戏曲对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此研究的前提应该是首先再现这个相遇过程，在这基础上再来分析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的接受问题。一再现这一相遇过程，尤其是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情况，很难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对任何历史过程的再现都只能依赖于现有的有关材料，而对这些材料的选择，组合，理解和运用必然带有主观的色彩。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再现更与一般文学研究大相径庭。戏剧作为一种舞台形式不像以文本为形式的文学作品，它作为研究对象只存在于演出过程之中，具有强烈的直接性，当下性和瞬时性，后人研究戏剧的根据只能是对演出的直接和间接记录，即戏剧的痕迹而已，如剧本、导演手册、舞台模型、节目单、剧照、海报、演出报道、剧评、书信、日记、回忆录、传记和理论文章等，即使是现代技术手段如录像也只是一种信息量比较丰富的痕迹而已，因为它已经从戏剧式的双向交流变成了电影式的单向灌输。这些痕迹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记录者的主观取向，甚至有时还有真伪问题，比如克雷贝尔格先后发表了两篇梅兰芳离开苏联前最后一次讨论会的记录。 当再现者使用这些材料时等于在主观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主观的运用，很难逃避可信度的追问。不过再现的困难不等于再现的否定，从克雷贝尔格的事例可以看出，获取真实的材料并不是不可能，尤其重要的是直接材料，再现的目的不是客观，全面，详细地展现整个相遇过程，而是以一系列可信的痕迹为切入点，分析这个过程的具体特点。笔者在分析中将运用中德双方的有关材料，找寻布莱希特和梅兰芳访苏过程留下的诸多痕迹，尽力勾勒这个过程。布莱希特受国际革命戏剧协会邀请赴苏， 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从丹麦的斯文德堡动身，到哥本哈根做赴苏旅行的最后准备。 三月十二至十三日他经斯德哥尔摩去赫尔辛基。 三月十四日玛嘉莱特·施特芬（Margarete Steffin）在列宁格勒接布莱希特，陪他前往莫斯科。 布莱希特在寄给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的第一封信的开头写道：旅行顺利。在这里受到特莱杰亚考夫的接待，[……]，这封报平安的信显然是到达后不久写的。在这封信中他就已提到：梅兰芳在这里，中国最出色的演员。 三月十九日梅兰芳在中国驻苏大使官邸举行私人演出，三月二十日为莫斯科戏剧界举行专场演出，布莱希特很可能参加了这些活动，并且观看了随后的演出，他能够参加这些活动要感谢负责陪同梅兰芳及其剧团的谢尔盖·特莱杰亚考夫。 布莱希特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写给海伦娜·魏格尔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看到中国演员梅兰芳和他的剧团。他饰演少女，真是棒极了（28, 496）。四月十四日举行有梅兰芳出席的结尾座谈，一般认为布莱希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四月中旬布莱希特因头疼发烧不得不卧床休息。 五月十七日踏上归程。在归途中布莱希特和玛嘉莱特·施特芬在列宁格勒做几天的逗留。 五月二十日他们从列宁格勒赴哥本哈根。第二天布莱希特返回斯文德堡。?梅兰芳是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进行访苏演出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梅兰芳乘苏联北方号专轮离开上海。二月二十七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三月二日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赴莫斯科。三月十二日抵达莫斯科。三月十四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行午餐会欢迎梅兰芳一行，十七日又举行晚餐会和舞会。三月十九日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茶会，一方面欢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回任，另一方面向苏联各界介绍梅兰芳。茶会于十七点开始，受邀的有苏联政要、各国外交人员、著名作家、画家、戏剧家、电影导演和记者等。在使馆的大会客厅中搭了一座戏台，来宾用过茶点之后就到会客厅中观看演出。杨盛春先表演《盗丹》，梅兰芳和刘连荣随后合演《刺虎》。 这肯定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场私人演出。但是前文中提到第二天举行了一场专场演出在戈公振的详细报道中未见提及。三月二十二日是试演。三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八日在莫斯科高尔基街的音乐厅，四月二日到九日在列宁格勒的文化厅进行演出。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告别演出，这是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要求追加安排的。 四月十四日梅兰芳举行告别宴会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