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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亚当·斯密（1723~1790）、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马克斯·韦伯（1864-1920），这三位也许是现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家都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兴起，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所取代。在中国，由于现代化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人们向西方发达国家趋同的期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观念已经被视作一种给定前提。它被当作不言自明的、无需进一步澄清和检验的事实。人们广泛认为小农经济的家庭组织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经济产业工人所取代，其旧的三代扩大家庭也必定会被两代核心家庭所取代。学界常用的“转型”概念，即向某种给定（但极少明确）的终点演变，更强化了这种线性现代主义假定。 这个假定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把证实这样的演变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主题，有的甚至简单地把现实等同于所假定的终点。即便是强调中国文化特殊性的研究者，也很少质疑这种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他们没有问：如果中国社会和经济真的完全向西方发达国家趋同，中国文明将如何保持其特殊性？结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与西方的不少关键差异多被忽视和掩盖。 本文探索的主题是，从手工业生产到制造业的兴起，再从工业化到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家庭在现代化和发展历程中与西方演变途径的不同。我们将看到，即便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其家庭生产单位以及三代家庭仍然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中保持着重要的位置，与西方经验十分不同。而且，这不仅是社会经济的、也是政治和文化的差别。 中国手工业生产、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历程中的小农家庭 西欧的早期工业化与中国的手工业生产 斯密很好地说明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源。在此前的农业中，不存在“分工”：一个农民要包办其农场上各种各样的工作。他说：“犁地者、耙地者、播种者、收割者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人”（Smith 1976[1776]: 10），但在“制造产品”（manufactures）中，分工成为关键，也是劳动生产率大规模提高的原因。他给出的具体例子是编织针的制造：“一个人拉铁丝，另一人把它弄直，第三人把它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人在其头上开洞 . . . . . . ”，这样，“编织针的制造被划分为总共约十八个不同环节”。如此，十个人可以一天生产4万8千枚针，而一个人单独工作，不享有来自分工的熟练技术，“绝对不可能一天生产20枚，甚至于连一枚都不能”。（同上：8）为了进一步说明分工的意义，斯密还给出了另一个例子，说明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所穿的毛大衣的制造过程：“这是个许多不同的工作人的产品。从牧羊人、分类工、梳毛工、染毛工、梳毛机工、纺毛工、织毛工、漂洗工、裁缝 . . . . . . ”（同上：15）。也就是说，制造产品生产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使纺、织业和农业成为分别独立的职业，由此而大规模提高生产率。沿着同样的思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个人化生产的兴起”，使家庭“不再是一个兼生产[和消费]的单位”，而成为只是消费的单位。（Weber 1978: 375）[1]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角来说，更重要的是阶级分化和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在家庭之中，私有财产乃是农业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中性别分工和压迫的起源，而这一切将会伴随无产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消失（Engels 1972 [1888]）。如此的分析对我们这里的问题的含义可以见于列宁（1956[1907]）关于俄国社会形态的分析以及恰亚诺夫（1986[1927]）对它的挑战：辩论的焦点是列宁所谓的阶级分化，强调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和无产农业雇工间的分化，而恰亚诺夫则提出“人口分化”（demographic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即小农基于家庭自然周期中劳动者对消费者比例的演变而造成的分化。列宁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斯密和韦伯，都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小农经济将会完全消失，但恰亚诺夫则认为小农经济将长期延续。恰亚诺夫的意见当然部分源自后发展俄国的实际，当时其农民所占比例要远高于西方国家。我们只能想象，如果面对中国这样人口极其密集、农民经济更加庞大和顽强持续的国家，恰亚诺夫会怎么想。 斯密勾画的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同是其后学术界之所谓“原始工业”和“原始工业化”的兴起。David Levine的研究是开创性研究之一。在他使用教会纪录而“重建”（reconstitute）的四个英格兰社区之中，塞普塞得村（Shepshed，在莱斯特郡 Leicestershire）最贴切地说明了这种演变过程：此地针织业（frame-knitting）和纬编针织机的发展给予了当地青年农民在“镇”上的“原始工厂”另谋生计的机会，借此脱离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