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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转轨方式与效益对比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20世纪末人类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个国家，影响着大约16.5亿人的生活。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算起，转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界对转轨的评论和预测性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献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用一种想当然的理想模式与转轨现状进行以偏概全的比较，而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各国所面对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约束，并且对转轨的目的也存在着很模糊的认识。本文尝试从方法论抽象思维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讨论转轨效益的评价问题，并对转轨的目的进行论证。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