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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建设费保障机制研究_教育理论论文 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建设费保障机制研究_教育理论论文 [摘要] 通过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建设经费供给的历史回顾及对当前学校办学条件总体状况和基本建设经费保障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差异大，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多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建设经费保障水平不高，无法适应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建设应该适时进入标准化、一致化阶段。应继续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事业全局，充分调动地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推进全国范围的学校标准化建设，探索新的教育融资模式，增加教育经费供给，提高教育筹资及经费管理、使用的规范化水平，通过实现学校办学条件均等化，改变义务教育的面貌。 　　[关键词] 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基本建设经费保障；学校标准化建设 　　 　　义务教育经费从支出来看，通常划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个大的范畴。进行这种划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前者通常是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稳定地、反复地出现，而后者往往是一次性投入而可以使用经年（跨若干会计年度）。在我国，前者称为事业性支出，对应的是“教育事业费”，包括“人员性经费”和“公用经费”两大子项目；后者称为“基本建设支出”，不只是土建支出，也包含大型（5万元以上）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对应的科目是“基建费”。基建支出形成学校办学的基本条件，事业性支出保证学校的日常运行。我国自本世纪以来，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的重要改革。从实现经费保障的效果来看，“以县为主”改革提高了教育事业费中的人员性经费（主要是教师工资）的保障程度，大规模、长时间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已基本杜绝；自2006年以来进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以下简称“新机制”）则在保障公用经费方面有突出作用。但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尚未确立（“新机制”只是试图建立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保障机制”）。本篇文章是利用已有的研究文献和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对建立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经费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现实途径的分析和探讨。 　　 　　一、 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经费供给的历史回顾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供给经费大致走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普九”阶段，这一阶段学校基本经费供给的主要特征是低标准、分散供给、财政支持和保障比较薄弱。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年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小学希望“用两三年或稍长一些的时间，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椅’”[1]，所谓“一无两有”，即是当时“低标准”的学校基本建设的写照。有很多农村小学是利用祠堂庙宇和老旧的集体房屋开班办学，新建校舍资金和校舍维修改造也大多无单一的稳定的资金来源。80年代初普遍开始集资办学，[2] 8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普遍开征了“农村教育费附加”，此二者是这一阶段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经费的重要来源。沈百福在1996年对湖北省1982年至1993年的教育集资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此时期预算外教育经费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预算内经费，其中各级政府用于教育的税费（主要是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城市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增长极其显著，分别增长了约30倍和25倍。捐、集资占教育总收入的比重在此阶段有两次巨大波动，一次是从1982年的2%提高到1984年的21.88%（1983年提高到了11.89%），再降低到1987年的7.6%；第二次是从1988年的8.4%，提高到1991年的14.03%（连续三年超过12%），再降到1993年的7.84%。从历史文献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农村乡民集资、投工投料对学校基本建设的重要性。[3] 　　第二阶段是“普九”建设阶段。在中西部一些地区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标准提高，全面动员、相对集中投入，政府间转移支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90年代中前期开始，全国多数地方进行了“普九”工作。这一时期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实现多数人入学，也要达到“普九”验收的基础设施标准，因此建设和配备的标准得到提高。各地为实现“普九”进行了全面的经费动员（包括举债）。以中央为主导的一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工程提供了大量基本建设资金。由我国政府统借统还的四期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及其他借款、赠款项目也主要投向于土建和图书、设施及设备的配备。预算外的收入来源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农村教育费附加已成为仅次于财政预算内资金（在90年代95%以上为人员性经费）的第二大稳定收入来源。“吃饭靠国家，事业靠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占到了农村学校经费收入的约五分之一。[4] 为“普九”进行社会捐、集资，投入学校基本建设自90年代中后期又形成了一个新波峰。(注：①详见丁延庆美国哥伦比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