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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公司化改造的路径选择 　　【内容提要】“城中村”改制，改变了广州市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将“城中村”的农村管理体制转变为统一的城市管理体制。转制目标之一是将原“城中村”的股份合作企业转变为公司。本文以广州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为背景，围绕“城中村”改制后，转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公司化改造的政策目标，探讨转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公司化改造的现实原因和法理依据，以及路径选择。 　　2002年，广州市全面推进“城中村”改制，加快城市化进程。随着“撤镇设街”、“撤村建居”工作的完成，村民委员会摘了牌子，农民成了市民，过去的“城中村”改了新名称——转制社区。“城中村”改制牵动城市管理体制，催生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变迁。其中，与转制社区居民至为密切是：“城中村”改制后，转制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为社区居民提供经济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以千计的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经济社将如何改造?本文以广州市农村股份合作制组织的现状和“城中村”改制的实践为视角，对城市化背景下的转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公司化”改造路径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从“试验”到“规范”——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构建 　　我国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农村改革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经营逐步走向规模经营，农民要求集体资产明晰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开始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探索。1987年，国务院确定首批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区，股份合作制得到了党和国家政策的肯定和指导，获得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广东省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虽未列入国务院指定的“改革试验区”范围，但也是改革探索较早、并取得较大成功的地区之一。 　　广州市天河区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就是一个缩影。 　　1985年广州市天河区设立，伴随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运行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家庭经营，一个是集体经营。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更多关心家庭经营问题，关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否落实。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随着农村城市化、乡镇企业发展，土地增值、集体资产壮大和农民流动，“留村”农民与“离村”原农民都提出分享集体资产收益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家庭经营收益分配是“第一次分配”，集体统一经营收益分配则属于“第二次分配”，如何公平解决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分配”问题成为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据广州市天河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参与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的同志回顾，从1987年到2005年，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区委、区政府的政策指导下，经过了四个阶段【1】。一是试点和探索阶段(1987～1990年)。在两个行政村试点，将集体资产(除土地不能折股外)全部“折股量化到人”，“还股于民”，股份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凡符合条件的社区成员(也包括已经离开社区经济组织但符合条件的原社区经济组织成员)都成为个人股东。二是全面推行阶段(1991～1993年)。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要求集体股比重不低于60%，并明确个人股为“社员分配股”，规定“社员对其所持的股权只有分配权(即每年按股分红)，不得抽资退股，不得转让买卖，不得作抵押”。三是转折提高阶段(1994-2000年)。明确取消“集体股”;明确个人股是“包含分配权在内的资产权，并能依法继承”;取消“发展股”，实行两个“一刀切”：即还股于民实行“一刀切”，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迁入不增，迁出不减”;对福利分配实行“一刀切”：分配方式以股份分红为主，并逐步过渡为唯一的分配方式，逐步弱化直至取消福利分配;明确计股方法同一标准，在计算股权时间内，凡具有村民身份，参加过集体劳动，承担社员义务，不论出嫁女或其他外出者(指按照国家政策，按正常渠道出国或港澳定居、招工招干、参军转业、读书就业，或按规定“农转非”人员)均按同一标准对待。四是规范提高阶段(2001年以来)。明确规范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重申公平、公开、公正和一视同仁的股份配置制度;将股东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两类，明确其身份和待遇。社会股东即非村民待遇股东，指持有股份、享有分红权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益的股东。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经济产权全部量化到人，不留集体股，并通过“一刀切”进行股份固化，还明确规定个人股权包括分配权和继承权，创造了独特的“天河模式”，被认为是全国农村及城镇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2】。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