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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未来百年的存亡 在满族人几乎完全忘记了语言这一本民族文化传承工具时，3万多锡伯族人把原本属于满族的语言和文字保留了下来。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满语活化石”的锡伯语也已出现了明显的消亡征兆。 　　２００余万件满文历史档案 　　吴元丰每天早上７∶１５从他马甸桥附近的家出发，７∶４０左右到达位于故宫西华门内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上有枚铜牌：满文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１０００多万件明清两代的历史档案中，满文档案有２００多万件，对于这么庞大数字的历史档案，吴元丰说这要几代人才能整理编目完，翻译成汉文就更不用说了。而他们这一代人，每天即使只是打开卷宗，到退休也无法全部展开。 　　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吴元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二代满文档案专业人才，１９岁那年，他被招进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 　　那是１９７５年，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此生从事的事业。 　　此前的１９７２年，中美坚冰被打破，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越大洋来到北京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双手相握。这一年，病中的周恩来陪同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总统游览了故宫。 　　看到故宫各殿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尼克松问周恩来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吗？周恩来总理回答有，当时陪同总理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也回答有。周恩来确实知道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及其档案，因为他在６０年代初亲自批准过这样一个满文班，故宫里可能留有一两位毕业生，但他此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批人在哪里。 　　１９７２年的冬天，这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满文专业人才，有的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有的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而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中苏即将进行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１ ６８９年９月７日）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这一条约由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洛文签订于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使用的文字是满文和俄文。 　　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第二个满文班开始筹备。第一届满文班的老师和第一届满文班毕业出来的学生，陆续从牛棚和他们下放之地回到故宫。 　　这个班之所以设在故宫而非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就是因为当时各大学正在半工半读。而封闭在故宫的学生可以一心读书。 　　传承锡伯族 　　对吴元丰来说，机遇太偶然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学术机构到这个以满语为用语的锡伯族自治县招生，条件第一条是家庭出身要好，还包括学习好、家里子女多等。招考者心里明白，名额中的６名高中生考取后，就不可能再回到察县工作了。他们一生都要在内地、在一个看似枯燥封闭，但却通往无限深厚的历史隧道里与满文打交道。 　　察布查尔县成立于１９５４年，现在这个１５．９万人口的多民族自治县中还有２万多锡伯族人口。在这个多民族区域，多年来人们的日常用语是本民族语，哈萨克族说哈萨克语、维吾尔族讲维语、俄罗斯族用俄语，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在１７６４年从东北盛京（今沈阳）带来的满语。 　　与吴元丰一同考入故宫满文班的还有５位同学，一共３男３女６位学生从此走上一条与满文、清史和满族史打交道的生涯。吴元丰的夫人郭美兰是同期考入的３位女生之一。 　　吴元丰说：“刚来的时候不懂文字，但语言一听就懂，我用了两个月就学会了文字。” 　　察布查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锡伯族之所以能保存满语的原因之一，北边伊犁河拦着，南边有乌苏山挡着，西边是国界，处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汉文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翻译成满文，汉族文化在锡伯族中不仅起到了教化作用，同时也促进锡伯族人学习满文。 　　尽管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三区革命”时，锡伯人对满语进行了改革，减去了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元音，但是满语与被命名为“锡伯语”的语言，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语音上，仍然相差无几。 　　日本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一现象，现在就读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松永源二郎在日本西京大学读硕士时研究方向是双语教育，他的日本前辈就有人专门以中国新疆的察布查尔县作为标本。 　　松永源二郎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来到被他的语言学前辈称为“翻译民族”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用社会学的方法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调查涉及１３０人。调查中松永源二郎发现，锡伯人不仅普遍掌握锡汉两种以上的语言，少数人能够掌握５到６种语言，它们是汉语、锡伯语（１９４７年以后，锡伯语被命名）、维语、哈语、俄语和蒙古语。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的顾松洁也提到，她５０多岁的父亲就通锡汉维哈４种语言。而通４种语言的人，在５０岁左右的锡伯人中比较常见。 　　事实上，锡伯族作为翻译民族的现象古已有之。康熙二十八年，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俄罗斯人懂蒙语，但不懂满语，因此翻译就需要既懂满语又懂蒙语的锡伯人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