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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论文 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是以个体价值的认定和张扬为主要目标的。因此，中国现代性启蒙的主潮是社会启蒙，而这种社会启蒙的内容与目标跟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也有很大差异。同时，由于社会启蒙任务的紧迫性，个性或审美启蒙的意义在很长时间内被遮蔽、被忽视。但是，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从审美角度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构成中国现代性启蒙不可或缺的一翼，成为新中国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美学接续了审美启蒙的任务，成为80年代人文启蒙的思想文化先锋和代表。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社会启蒙/审美启蒙/审美现代性/实践美学 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趋势，即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同源的，相互缠绕、相互支持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两种现代性按照自身的逻辑的演变，它们之间也越来越呈现出对立冲突的状态。在我国，也开始有学者对审美现代性提出批评。那么，对这两种现代性在中国的关系怎么理解？对美学在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的作用如何理解？审美现代性真的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负面的因素了吗？ 　　一、审美现代性：从肯定到否定 对于审美现代性，西方知识界经历了从全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以席勒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对于审美和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把它作为纠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分裂和扭曲的有效方式与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必然途径。在席勒看来，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的物质存在或感性本性，它往往使人屈从于感性本能。用席勒的话说就是感性冲动“用不可撕裂的纽带把向高处奋进的精神绑在感性世界上，它把向着无限最自由地漫游的抽象又召回到现时的界限之内”（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后者则是由人的理性本性产生的对自由的渴望，它要求人在任何状态中都保守其人格不变，因而它也是一种对永恒性的向往。实际上，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说，这两种冲动就是人的两种近乎本能的生命特质：一种是肉体感性欲求方面，它要求感官的愉悦和舒适，因而常常阻碍精神自由的获得；另一种是理性、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是超越感性存在达到永恒和不朽境界的渴望。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那就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是对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片面性的超越。“排斥自由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当两个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在一起活动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亦即美。对于席勒来说，游戏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创造状态，一种艺术和审美境界。席勒把审美提高到人的生存本体的地位，指出审美的境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只有在进行审美活动时才是完全、充分意义上的人，因为在这里，人的两种状态——感性和理性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感性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理性的追求得到了完美的统一。由此，席勒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命题：“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现代化的社会劳动分工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使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对立愈加剧烈，审美和艺术正是弥合这种分裂、消除这种对立从而达到人性中感性与理性统一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命本质的生存状态。尽管立场、目标不同，尼采也把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生的形而上本体，认为悲剧能够达到对人生的“形而上的美化目的”。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5、2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动物不同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在作为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作为完整的人，把自己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一种全面的感性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 但是，现代性自身的逻辑发展，其本身存在着的内在矛盾使得两种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日益严重。对于许多现代思想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