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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的论文 “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述评的论文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在 中国 近代思想史 研究 领域里，与 政治 思想、文化思想等研究的繁荣相比较，学术思想的研究则相对显得冷清。不过近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不断升温，这种状况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其中一个典型的征候便是“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目光。姑且不论这里是否蕴含有研究主体积极“预流”的主观动机，仅就“整理国故运动”的 历史 地位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毋庸置疑，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此起彼伏，构成了一道道波澜壮阔的思想景观。其中，由胡适所揭櫫的“整理国故”思潮，固然由于操作层面上的专业性，其 影响 似乎不如其它 社会 思潮来得广泛，但它对民国知识界所造成的冲击震撼或许较比要更为深远。毕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趋“边缘化”和“职业化”，使得不少学人对政治产生了疏离甚至排斥的情绪；相反地，学术性思潮倒有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引发更多的讨论兴趣。因此，藉助于对“整理国故”思潮与运动的考察，当能将思想史研究的触角扩展延伸到一些过去较少涉及的学界中人，从而更剀切地体认他们那种原本就十分复杂微妙的心态。至于“整理国故运动”本身是否暗藏政治动机，以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则更是一个长久以来便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思想史话题。 同时回眸过去，诚如胡朴安所预言，“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1]。w民国学术界确乎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继先秦诸子百家、北宋关洛闽蜀、清代乾嘉考据之后又一学术高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术巨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也正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向 现代 学术的转型。而作为一场旨在“使国故现代化”[2]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无疑是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一大亮点。即以胡适为例，有学者曾经统计，“胡适一生著述，绝大多数都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的重新阐释，也就是他所说的‘整理国故’”[3]。尽管对胡适的学术造诣，后世訾议颇多，然而他那些“整理国故”的文字在学科创建与研究典范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梳理和源流考辨，不惟能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历程及其意义。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况且，它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前些年的新“国学热”，或许也能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一场曾经在民国知识界“甚嚣尘上”、影响广泛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长期以来，“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4]。当然，所谓“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迄今连零星的个案研究都不曾有过。其实，此运动不仅“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而且也不乏专题研究的论文。以下即拟以时间为坐标，来简略回顾一下“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论争阶段（1919年—1949年）。 与一般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思潮与运动往往在初起时就引起了圈内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震动和广泛关注。严格说来，这已是研究的起点。“整理国故运动”也不例外。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口号后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 方法 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5]鉴于这些思想论争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在此不拟详细展开[6]。 第二阶段，思想批判阶段（1949年—1979年）。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汇编成八辑的《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为“流毒”之一，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 自然 难逃被口诛笔伐以求“彻底肃清”的劫数。尽管在个别文章中，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进行学理性质的批评，间或还参入了一些具体学术 问题 的论辨；但形格势禁，即便是这类文章，也不得不立足于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在当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指斥胡适“整理国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