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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与“后自由主义”》的论文 《伯林与“后自由主义”》的论文 本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一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岁高龄告别人世。这位常被誉为英国最博学的思想家，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统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零散文章的结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强烈的 反体系 立场有关，因为事实上柏林一直拒绝写作大部头的系统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常常表示当世学界过高估计了他，说他自己的写作从无计划，更从未想过青史留名的问题，而是更多像一个出租车司机，哪里有叫唤就去哪里。但不管怎样，英美学界数十年来对他确实评价甚高，认为柏林的特点在于擅长以一篇文章点出重大课题，用寥寥数十页廓清别人用数百页篇幅说不清的问题。 柏林于一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六岁随家迁往彼得堡，两年后亲眼目睹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先后爆发。一九二一年他随家移民到英国，并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一九三二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犹太人教员，并成为所谓 牛津哲学 即今日人称 日常语言哲学的最早发起人，事实上这个学派肇端于柏林和奥斯汀（john　austin）当时共同主持的哲学讨论班，稍后则形成为柏林家的每周四哲学聚会，直到大战爆发被打断。 但五十年代开始，正当牛津学派渐成英美哲学主流之时，柏林却宣布放弃哲学。原因据说是有一次他坐在飞机上，看到天上的浮云全然无碍于飞机的飞行，他突然觉得，分析哲学就像天上的浮云，实在无关人间兴亡事，因此决定转向思想史研究。不过事实上柏林对思想史的兴趣并非在五十年代才开始。他本就对人文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最早发表的文章乃是讨论威尔第的歌剧（以后常年任英国皇家歌剧院监事），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马克思的生涯》已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但一九五一年他发表名篇《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单行本以《刺猬与狐狸》名世）后，顿时名声大噪，从此奠定了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大师地位。 柏林独具一格的人文自由主义思路（humanistic　liberalism），正是以其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长期批判反省中形成的。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思想史研究泰斗，柏林意味深长地将他自己最重要的思想史研究论集命名为《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 ）。我愿意借用这个书名强调，柏林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 反潮流的自由主义 ，因为柏林的自由主义植根于他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主流思潮的不懈批判。 柏林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维柯（vico，一六八八——一七四四）和赫尔德（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等对西方启蒙主流的深刻批判提到欧洲思想史的中心地位（特别参见其《维柯与赫尔德》、《反潮流》、《人这块歪材料》三书）。柏林认为，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具有不可救药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而维柯和赫尔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打破了一元论的统治，高倡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不幸的是，维柯和赫尔德的洞见从未得到应有的真正重视，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的仍然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为 柏林自由主义 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 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 爱奥尼亚谬误 （ionian　fallacy ），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出所谓 始基 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这一 爱奥尼亚谬误 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古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现代。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不和谐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也就表现为对一元的寻求、对同一性的寻求、对确定性的寻求、对最后和谐的寻求，从而形成西方思想传统的一套核心观念。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 一、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 真理只有一个 ；二、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