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 _保险学论文.docVIP

中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 _保险学论文 中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 _保险学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上对由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的创立所产生的隐性债务问题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解释，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对于隐性债务中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隐性债务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债务安排 一、隐性债务问题的产生和概念界定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为准，可以分为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两类，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强制下，由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个人在其年轻时按一定比例自我积累形成的、以个人账户形式保有的养老基金，用以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此类基金形成之时都将面对全部年龄层次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内的参与者群体，在其参与者群体中的已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没有缴纳过以个人账户形式存在的养老金，无法按照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制度‘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基本原则获得养老金，然而由于他们已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拥有（现在和将来）获得养老金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基金的筹集和支付的实际情况与其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国家对于其覆盖范围内退休者和在职者的某种负债，这就是隐性债务。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有关概念和叙述的简洁，我们对于隐性债务中的相关名词作如下解释：‘新人’是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刚参加工作的群体，他们的养老金完全可以按‘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原则筹集和支付；相应的‘中人’和‘老人’分别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在职者和退休者，他们未按上述原则支付的养老金是隐性债务的产生根源。这一债务称为‘隐性’的原因在于其总体规模随时间而变化，并且是逐年地、部分地体现出来的。虽然对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而言，隐性债务的发生是必然的，但是其存在具有时期性：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开始，到最后一个‘中人’退出其覆盖范围结束。 显然，隐性债务会影响到在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下养老金支付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得以妥善解决，否则就不能达到‘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的基本目标。 隐性债务可以具体分解为三个逻辑上具有承继关系的基本问题：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 二、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 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就是由谁来负担支付义务问题。从法理上分析，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对于‘中人’和‘老人’而言属于事后要约，对于其创立之前‘中人’和‘老人’的经济行为不具备约束能力，因此不能要求他们按照‘新人’的支付标准来实现个人养老基金的筹集。同时，由于‘中人’和‘老人’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创立之前就已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是隐性债务的债权方，因此对于他们就更不存在所谓债权回溯问题，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来支付隐性债务，这样做颠倒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权责逻辑。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也不存在债权回溯的经济缘由：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步构建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的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尚未结束，因此其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具体规模难以精确确定，从时间上看，其大致包括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至1997年参加工作，并被纳入到其覆盖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此前的为‘离休者’，养老金只有公家财政负担，不进入社会保障范围；此后的为‘新人’，不会产生隐性债务。可见，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我国隐性债务产生的主要时期，而在此阶段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采用‘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通过降低居民工资的方式来积累建设资金，从而使我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建立以企业为行为主体的养老、医疗等现收现付制保障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原有经济制度，产生了中国的隐性债务问题，而中国的‘中人’和‘老人’已经以‘低工资’的形式向国家‘预付’了社会保障的积累基金，因此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要求中国的‘中人’和‘老人’为‘债权回溯’支付金钱，而且中国的隐性债务基本上要由国家承担。 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中国隐性债务的权责认定问题的结论是由国家承担‘中人’和‘老人’的隐性债务，而具体由哪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障法》尚未出台，具体的施行过程也存在众多问题。隐性债务的具体承担主体并不明确，这为该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困难。从上述对于我国经济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隐性债务主要应该由财政部负担。财政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唯一的经济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