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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近代科学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与席泽宗先生商榷的论文 也谈近代科学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与席泽宗先生商榷的论文 【内容提要】科学史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史，而是一部人类活动史，特别是一部文化史。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科学发生与发展的思想史（内史）动因与社会史（外史）动因的统一。仅仅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对于希腊文化的批判，而忽视近代科学对于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或者仅仅承认科学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否认以往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作用，都是置“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于不顾的非历史的观点。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文化/内史/外史/非历史主义 【正文】 国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提出关于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于文艺复兴后不久的西欧，而未能产生在曾有过科学技术高度繁荣历史的中国？这就是令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成为科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撩拨起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神经，也成为科学史家思考的经久不衰的兴奋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于1996年5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古希腊与近代科学的诞生》的对话，提出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1]等引起学术界众多争论的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就某些问题与席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席先生。 　　一　科学史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史 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一般成果，从孕育、产生到今天的发展，可谓历经沧桑，并且在历史上展现出它的本质的多种表现：从知识体系到人类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从人类纯粹的精神活动转化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一种社会活动，从少数人的业余兴趣爱好变成千百万人从事的职业即社会建制，如此等等。w那么，至今人们还众说纷纭的“科学”在历史上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的实质和内涵，将难以从外部的社会条件和内部的思想根源来探讨近代科学的发生机制。 自19世纪以来对科学的传统看法认为，科学就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这个定义仅仅是从知识成果方面、从既成的形态上概括科学的本质特征。这种传统定义尽管有其正确的方面，并长期为人们所接受，但是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显露，越来越表明这个定义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于是，首先是科学界，然后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的本性问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社会学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在其科学史著作《历史上的科学》(1954)的导言中认为，科学“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述方法。”[2]贝尔纳把科学描绘为一种人类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他认为科学的每一个形相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的本质。而持“动态观点”的学者则直接反对把科学定义为知识体系。如英国科学史家c·辛格所说，科学创造了知识，但科学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科学往往等同于研究”。前东欧哲学家t·h·伏尔科夫认为，“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3]虽然他们不应当否定科学有作为“知识体系”这一特征，但他们和贝尔纳一样将科学看成一种活动和过程，而不是静态知识，却是启发人的。1974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条目在吸收对科学的种种合理观念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最重要的社会建制。‘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结果，即当时所得到的、综合构成世界的科学图景的科学知识的总和。”[4] 总之，认为科学仅仅是知识体系，解释不了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及其社会功能，因此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科学观，而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全面理解。 如果仅仅将一部科学史看作知识体系的更新史，那么的确存在席先生所得出的事实，“近代自然科学仅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5]。因为，古希腊文化和近代科学之间隔着漫长中世纪的鸿沟，而从科学知识成果的角度讲，中世纪的确是科学史上的不毛时期。不仅如此，古希腊的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侥幸残喘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则被吸收到了神学体系之中，仅仅服务于论证上帝存在并安排和支配宇宙秩序的目的，因此必然成为近代科学揭竿而起的矛头指向。 席先生指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